科技創新的不確定性制造倫理風險。科技創新面向前沿科技領域，是對人類未知領域的探索與開拓，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特征。這種不確定性以多種形態呈現出來，如不確定的技術路線、不確定的應用場景和商業模式、不確定的社會影響，等等。由于存在這些不確定因素，科技創新成果的應用推廣將為經濟和社會帶來大量顯在和潛在的倫理風險。
科技成果的誤用和濫用，對個人而言，會對生命安全、身體健康、精神和心理健康造成傷害或威脅，侵犯人格尊嚴和個人隱私。對社會來說，日新月異的科技創新強化了社會治理的技術化進程，而技術治理具有“雙刃劍”的特征，如果社會治理過度依賴技術手段，技術治理無視倫理邊界或基本的倫理準則，所引發的效率與公平、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沖突以及公共權力的越界等倫理問題將隨之暴露出來。
科技賦能的技術治理缺失價值理性。人類科技發展的歷史表明，沒有科技倫理的引導，科技創新活動所帶來的風險，會隨著科學技術的先進性和復雜程度的提高不斷增大。在科技創新成果給人類社會生活帶來巨大發展紅利的同時，其不確定性隱含的各種風險受到全球性的倫理關切。從全球社會治理的發展趨勢看，因科技創新而加持的治理技術已全方位運用于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共管理與社會治理的效率，技術治理成為當代社會治理的一種新形態，彰顯了社會治理的現代性特色。
科技賦能的技術治理對公眾生活產生深度影響。技術治理過分強調工具理性，缺乏對價值理性的考量，存在“治理”變“控制”的倫理風險。而“技術樂觀主義”加速推進社會治理的技術化，這就可能帶來使社會治理轉變為完全依照科學技術方法進行運作的風險，導致個人的主體性與社會倫理關系的合宜性等關系人類生活價值的因素被忽視，復雜多樣的個人和社會倫理關系被抽象成一組或多組數據與代碼。技術治理的工具理性導致技術治理過程與治理倫理目標逐漸分離，社會治理的價值理性維度被忽視。
科技倫理治理是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健全的法治、廣泛的民主、高效的管理、透明的政務等通常被視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從倫理學視角看，國家治理現代化走向“善治”，其要義之一就是在國家治理的全部領域嵌入倫理價值的要求，推進社會優良倫理秩序的建立，尊重并保護公民的行為自由、隱私等多方面的權利。
當代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面向是對科技活動領域的治理，而科技創新活動引發的社會生活諸領域的重大變化，使社會治理呈現出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領域多樣化和治理方式差異化的趨勢。
目前，我國的科技倫理治理仍存在體制機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領域發展不均衡等問題，難以適應科技創新發展的現實需要。從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看，進一步完善科技倫理體系、提升科技倫理治理能力至關重要。應通過科技倫理治理，有效防控科技倫理風險，不斷推動科技向善，讓科技創新造福人類。
科技倫理治理助推國家治理走向“善治”。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從國家層面對我國科技倫理治理工作做出系統部署，確立了我國科技倫理治理的指導思想，提出了倫理先行、依法依規、敏捷治理、立足國情、開放合作的科技倫理治理的基本要求，明確了增進人類福祉、尊重生命權利、堅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風險、保持公開透明的科技倫理原則。這一頂層設計，對有效防范科技倫理風險、推動我國科技向善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
科技倫理治理貫徹實施上述治理要求和倫理原則，與國家治理現代化走向“善治”的倫理目標相契合。技術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工具和手段，在提高社會治理效率的同時，需要切實維護公民的尊嚴、保障公民以自由為核心的多方面權利，努力消除因技術控制帶來的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危機。
科技倫理治理嵌入社會生活的全領域。科技倫理問題具有橫跨多學科領域的復雜性，對因科技創新而帶來的各種倫理問題進行社會治理，必然涉及多學科知識。跨學科性是科技倫理治理的重要特征，當代出現的新型科技倫理問題有賴于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相關學科的合作聯動才能得以闡釋和解決。
在科技倫理治理中，倫理學者需要與各領域的科技工作者開展協同合作研究，前瞻性地預判、權衡和應對科技倫理風險，在科技倫理治理問題上達成基本共識。科技活動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如經濟、政治、管理、教育、生態等領域都因科技創新發生巨大變化，引發了諸多新型倫理問題。
科技倫理治理不應被狹義地理解為是對科技活動的倫理治理，應當從更為寬廣的視野來理解科技倫理治理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之間的密切關聯。不只是科技創新和科技發展自身提出了如何進行倫理治理的問題，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受到科技創新和科技發展的直接影響，如數字經濟、生命醫學、生態環境、國際關系、個人隱私和社區管理等，同樣需要進行相應的倫理治理。
實現科技倫理治理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有機結合。在科技迅猛發展并全面影響整個社會生活的今天，科技倫理治理應當超越治理科技活動的界限，將觸角延伸至社會生活的各領域。
例如，中國式現代化以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引擎，而數字經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方式，是因科技創新發展起來的經濟新形態，正在改變著傳統經濟形態和市場組織結構，引發了諸多經濟倫理新問題，對傳統經濟倫理理論形成了多方面挑戰。市場機制推動了企業之間、商業之間公平競爭倫理的逐步實現，但科技創新驅動下的市場化數字平臺經濟卻出現壟斷現象，損害了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數字化技術侵害了消費者的隱私權、知情權和選擇權。經濟倫理治理雖不同于科技倫理治理，但因科技創新對經濟生活帶來的巨大影響，僅依靠傳統的經濟倫理治理模式不能解決科技創新時代經濟生活領域的新型倫理問題，科技倫理治理有必要介入經濟倫理治理過程。
社會生活各領域的倫理治理都是國家治理的組成部分，以科技倫理治理為代表的各領域的社會治理聯動合作，將有效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華倫理文明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委員、中國倫理學會會長）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24年12月刊 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