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看著會議發言人展示她的數據時，我的頭腦飛速運轉。本以為會有不同的結果，我急切地想問她是如何得出結論的，并想知道自己遺漏了哪些微妙的細節。當她結束演講、會議主席開始提問時，我一下子舉起了手。這是一項成就。幾年前，對我來說在一個滿是陌生人的演講廳里發言是不可想象的。
受到父母離婚的刺激，我10歲時開始出現口吃。在生命中大部分時間里，我都擔心口吃會引起別人的注意。結果，我對說話失去信心，尤其是在不熟悉的情況下。科學似乎是一個避難所，我喜歡它并認為研究是在孤獨中完成的，幾乎不需要與他人交流。但我很快了解到，作為研究團隊中的一員，需要不斷地與同事互動。對一個不敢說話的人來說，這可不是一份工作。
讀博期間，我竭盡所能地面對這些挑戰。每次和導師見面，我都會一絲不茍地做準備，總是試圖得到更多答案而非問題。我一遍又一遍地練習要發表的每一個演講，直到可以確定自己在演講時不必考慮內容。小組會議期間，同事們已經知道了我有口吃，我學會了暢所欲言，提出問題和新想法并表達觀點。
但在聽眾較多的場合，如部門研討會或大型會議上，我還是會保持沉默。如果聽演講時有問題，我會等著私下問演講者或者大多數情況下把疑問藏在心里。久而久之，我甚至不再思考問題了。我吸收了所呈現的想法、技術細節和數據，很少考慮研究以及它與我所了解或從事的工作之間有何關聯。
當我有機會組織一個系列研討會時，一切都改變了。我已經轉到一個新機構，當時還沒有部門研討會，我發現自己錯過了了解別人工作的機會。我向一些支持我的同事建議開辦一個系列研討會，并找到了一些活動支持資金。突然之間，我開始邀請潛在的演講者并計劃他們的行程。我很快意識到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坐著聽了，主持會后討論的任務落在我身上，我必須準備好幾個問題來開啟問答環節。
我擔心口吃可能會讓自己在更資深的同事面前出丑，而我還在努力建立資歷和信譽。我設法把這種擔憂拋到一邊，并承擔了由我牽頭的新工作帶來的責任。但我隱瞞了太久，以至于連提出問題都很困難。
最初的幾次演講相當有壓力，但我學會了在傾聽和思考每一個可能浮現在腦海中的問題之間取得平衡。能將研討會主題與我的研究聯系起來的問題對我來說很有吸引力，但可能會因過于具體而無法吸引其他聽眾；一般性的問題可能有助于博士生和初級博士后研究員更好地理解討論的概念，但它們太簡單；我可以問一下方法論，但接下來的交流可能會變成很少有人能理解的行話。
盡管不確定，我還是強迫自己走出舒適區，問那些浮現在腦海中的問題。有時我會口吃，有時問題沒能擊中想要的最佳點。但隨著一周又一周的練習，我發現其好處遠遠不只是成為一個好的主持人。我發現自己聽得更專心了，思考得更深入了。一開始，這些變化很微妙，就像注意到了我以前可能會忽略的小細節一樣。但很快，我開始從解決研究中不知道該如何解決的問題中汲取靈感。
最后，我鼓起勇氣在眾多觀眾面前提出問題——包括在大型會議和部門系列研討會以外的其他活動上。有時我仍然會猶豫不決，小心翼翼地選擇用詞來掩飾口吃。但我知道，直面恐懼幫助我成為一名更好的研究人員。■
Ondrej Cernotík是帕拉茨基大學的一名初級小組組長。
DOI:10.1126/science.zpd4ugn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4年4月18日《科學》雜志。本文由中國科學報社翻譯，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how-i-found-my-voice-scientist-who-stutters。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24年10月刊 科學·職場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