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怦怦直跳，視力模糊了。當與會者討論晚餐菜單時，我卻在試圖避免恐慌發作。“我為什么會這樣？這輩子就這一次，必須振作起來。”這樣的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當必須參加會議時，我不知所措，大腦停止運轉。在小組討論中，恐慌占據了上風。多年來，我不知道為什么。但當身體在讀博期間最終發起反抗時，我發現了原因——我是神經多樣性人士，同時患有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和自閉癥。我認識到自己的身份會帶來新的擔憂，還有被污名化的風險，但知道了“我是誰”讓我得以茁壯成長。
現在回想起來，這并不讓人驚訝。當我還是個孩子時，就很難與同齡人交流，更喜歡一個人玩，讀書、做美工或者自學鋼琴和吉他。大學里，我努力維持友誼，翹掉了幾乎所有課，因為我無法跟上進度。作為一名研究生，我無法擺脫那種我不屬于這里的感覺，我欺騙了每個人，讓他們相信我比實際更聰明。如果開口說話，每個人都會發現我是一個騙子，通過欺騙獲得博士學位。在博士學位道路上走得越遠，我的焦慮就越強烈。長期的壓力導致我患上了腸易激綜合征，幾乎沒有勇氣離開家。一位醫生告訴我這“都是我的幻覺”，只需要控制飲食和壓力。我尋求心理健康專家的幫助，得到了關于我的診斷結果。
我很興奮，因為我終于弄清楚了自己的問題。當沉浸在相關文獻中并熟悉自己那神經發散的大腦時，生活開始有了意義。社交是很困難的，因為自閉的大腦經常忽略或不理解不成文的規則。繁忙的會議和擁擠的活動讓人精疲力竭，因為敏感的大腦很容易被明亮的燈光、嘈雜的噪聲和強烈的氣味所淹沒。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讓我很難處理聽覺信息，這也解釋了我聽講座和談話時為什么總是很困難。我下意識地學會了隱藏這些特質，把自己所面臨的困難內在化并責怪自己，我已經因為偽裝而筋疲力盡了。
然而，在為知道自己哪里出了問題而感到寬慰的同時，我也擔心自己在學術界的職業前途。當我需要額外時間來表達想法或消化他們的話時，同事會認真對待我嗎？會接受我需要每天服藥才能集中注意力嗎？缺席工作聚會或集體午餐會限制我的機會嗎？
同事們都非常理解我，我的男朋友、朋友和家人對我的能力毫不懷疑，并鼓勵我繼續下去——只是做了一些修改，以幫助我茁壯成長。我買了降噪耳塞，制作了適合感官的播放列表，還買了一個在家工作的設備。我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將大任務分解成小步驟，并幫助我用語言表達想法，學會了認真列出會議討論主題。當缺少精力時，我開始對社交活動說“不”，并盡量不為此而感到內疚。我接受了自己的精力在高度集中的高峰和疲勞的低谷間起伏的事實，可以根據自己的能量水平安排任務。
作為神經多樣性人士并不容易，但我發現自己的特質很有價值。我的大腦擅長模式識別，這在通過顯微鏡識別物種或編寫代碼時很有用，高度專注使我很快成為一名自學成才的專家。我仍然在與自發的社交活動作斗爭，但如果有時間做好準備我就參加，甚至樂在其中。在接受自己神經多樣性大腦的過程中，我發現那些曾經看起來不可逾越的障礙，實際上成為讓我變得更真實、更自我的墊腳石。■
Charlotte Goeyers是比利時根特大學的博士生。
DOI:10.1126/science.z4vt2a2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4年2月22日《科學》雜志。本文由中國科學報社翻譯，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amid-phd-struggles-learned-neurodivergent-found-ways-thriver。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24年8月刊 科學·職場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