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媽媽被診斷出患有癌癥的3個月后，她被送進了重癥監護室（ICU）。就在我即將和項目負責人因一項幫助我過渡到教師職位的資助而見面的10分鐘前，我得知了這個消息。在最后一刻取消見面是不專業的。但當我瘋狂地把東西扔進行李箱時，我知道自己無法全身心投入。所以，我給項目負責人發了封郵件，解釋了情況。她立即回信，讓我專注于家庭。后來，當我媽媽離開重癥監護室時，我仍然心煩意亂，無法見面。項目負責人重述了一遍她的信息：“未來幾周的總體目標就是做一個好女兒，研究可以再等等。”她的話成為了我的人生路標。
自從媽媽2020年被診斷出癌癥以來，她完成了每一次預后，對此我們非常感激。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在照顧他人和職業責任之間尋找平衡，發現自己越來越不能勝任工作。因和媽媽一起出城接受治療或者太累下不了床，我錯過了一些活動。我沒有申請培訓和資助的機會，因為我不能集中精力或者沒有足夠興趣去嘗試。我犯了草率的錯誤，總忘事。我擔心這是在浪費自己多年來奮斗的事業，讓導師、合作者和自己失望。
慢慢地，我開始覺得自己處在恰當的地方——不管個人還是職業。碰巧的是，我的研究方向是實施科學，一個旨在評估和改善醫療保健服務的領域。隨著媽媽生病，我從以一種無菌的、遠離塵囂的方式研究它，變成了完全地、令人心碎地置身其中。在無助、壓力和悲傷中，我發現無法關閉“研究的腦袋”，我研究著媽媽的病情，并給同事發短信表達想法。奇怪的是，這讓我確信，盡管自己目前只把50%的注意力放在了事業上，但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關注自己的科學問題，并為追求它們而感到興奮。
我還了解到，讓個人生活和工作生活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可能會帶來一些好處。在媽媽生病之前，當院長問我過得怎么樣時，我總是羞于在她面前哭。但她富有同情心的回應以及我從項目負責人那里得到的善意，說明真實和脆弱往往能激發出人們最好的一面。當我更加主動地向學生和期刊編輯解釋自己的處境時，我得到了同情和理解，這些事提醒我，我并不孤單。談論悲傷和看護的壓力有助于我繼續前進。
這些影響也幫助我成為一個更敏感、更體貼的同事、導師和教師。當我問候某人“你好嗎”時，我知道這個問題有時很難回答。當我在工作中遇到潛在的負面評論或互動時，我提醒自己，我并不知道這個人今天的心情和感受如何。
時過境遷，我現在只能認為這很滑稽。那天我本應該和項目負責人討論的資助申請被拒絕了兩次，第二次發生在2023年3月的同一天，當時媽媽的醫生說免疫療法不起作用，她只有幾周的生命了。進入2024年，媽媽見到了她的第一個孫子，我們又一起度過了一個假期。我的研究想法找到了新的資助來源，而且我不知什么原因還得到了晉升。
我不再試圖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么。相反，我試著把注意力集中在欣賞那些超越資助和發表論文之類事物的新發現上——比如友誼、關系，有時出乎意料的支持來自于科學界的一員。雖然我有時會想念曾經擁有的清晰界限，但我已經學會了接受這種模糊。■
Rebecca Lengnick-Hall是位于圣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布朗學院的助理教授。
DOI: 10.1126/science.zxr9gd4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4年1月25日《科學》雜志。本文由中國科學報社翻譯，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juggling-my-dream-job-and-my-moms-cancer-is-tough-heres-how-ive-coped。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24年4月刊 科學·職場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