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擔心你。”一個朋友說。在這之前的兩周里，我腦子里的想法多到自己都無法跟上，每晚睡眠很少超過4個小時。但我并不累，覺得自己不可思議、不可戰勝。這并不是朋友第一次表達擔憂，但這一次這句話一直在我腦海中回響。當我們繼續交談時，他們開始講述我的其他不尋常行為，我開始注意到自己說話的速度是多么快，聲音是多么大、多么有力。就在這時，我明白了現實——我很狂躁。這一認知不僅改變了我對待心理健康的態度，也改變了我的職業道路。
當被診斷出患有雙相情感障礙時，我仍然感到震驚，這種疾病會導致極端的情緒波動——從躁狂的高潮到抑郁的低谷。然而，隨著我對病情的了解越來越多，同時回顧自己過去的經歷時，這一切都變得合情合理。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與這些癥狀作斗爭，但在充滿壓力的學術界，我忽略了他們。
我第一次經歷躁狂癥是在讀本科的時候，當時正在準備考試。壓力和焦慮——我現在明白這是雙相情感障礙發作的誘因——有時會被一股無限的能量所取代。這種能量對我的學習很有用。但考試季一結束我就崩潰了，除了吃飯和睡覺幾乎無法正常工作。
在開始攻讀博士學位后，當壓力并不局限于一年中的特定時間、幾乎是恒定時，我的癥狀惡化了。我給自己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讓自己出類拔萃，把職業成功與自我價值等同起來。每次實驗失敗，壓力就會增加。
我對日益加重的焦慮和抑郁不以為然，認為這是研究生生活的正常組成部分，因為我周圍的每個人似乎也都很緊張和焦慮。我沒有尋求專業幫助。相反，我運用了一些壓力管理技巧，如冥想、正念和鍛煉。這些措施有所幫助，但并沒有完全解決問題。
然而，在第一個博士后職位開始后不久，我就無法應付了。我在一個不熟悉的領域工作，努力適應新研究小組的變化。我的自信心下降了，壓力管理策略也不再奏效。我不計代價追求效率的執念又回來了，引發了躁狂和抑郁的發作，包括我一生中最嚴重的一次抑郁發作。
家人看到我在電話里說不了幾句話就開始大哭，便說服我找心理醫生談談。經過幾周的治療，情況開始好轉。但幾個月后，由于我從博士后研究第一天起就被焦慮所困擾，于是我陷入了為期兩周的躁狂期，這讓我的朋友感到震驚。
我已經意識到博士后研究對我而言不是一個健康的環境，所以我決定離開。后來的診斷證實我做了正確的決定。我本想從事研究工作，但我明白這種生活所承擔的壓力和無休止的犧牲是有風險的。從那時起，我開始探索對化學以外的興趣，成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這條職業道路壓力小得多，而且滿足了我對寫作的熱情，這是我在寫博士論文時發現的。
我知道，在學術界與心理健康作斗爭的不止我一人。如果能早點尋求專業幫助，也許能更有效地應對。但是，更好的心理健康支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以及更好的指導，有助于我應對研究壓力，幫助我堅持下去。如果你周圍的文化將壓力和焦慮視為常態，那么你就很難將自己的心理掙扎看作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Joe Higham是自由撰稿人，主要從事非虛構類寫作。
DOI: 10.1126/science.zrv6rao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4年1月11日《科學》雜志。本文由中國科學報社翻譯，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amid-the-stress-of-academia-i-missed-signs-i-had-bipolar-disorder。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24年4月刊 科學·職場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