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覺得新的博士后職位怎么樣？”這是我在一次會議上遇到的一位前同事提出的一個看似無關痛癢的問題，但誠實回答這個問題是一個挑戰。現實情況是，在從事博士后研究的5個月里，我越來越感到絕望，因為家人在適應新生活時遇到了困難，我也在努力啟動自己的項目。最后，我閃爍其詞，只是簡單地提到了新職位的幾個積極方面。但這個問題是一個轉折點：我意識到目前的情況是不可持續的，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應對跨國遷移的后果。
我在祖國瑞士完成了博士學位。課程快結束時，我告訴妻子，如果想從事學術事業，我們可能不得不搬到國外去。她對此很感興趣——她可以遠程工作，而且一直想定居在另外的國家，我們也很樂意給兩個女兒一個沉浸在另一種語言中的機會。所以，當我在美國獲得夢寐以求的博士后職位時，我們都為即將開啟人生的新篇章感到興奮。
我們期待著一個巨大的變化，但沒想到會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找到一個更穩定的住所之前，我們不得不頻繁搬家，所有一切都要從頭開始。我們以前沒有來過美國，所以家庭在文化變遷和慣常瑞士生活的消失中掙扎——孩子自己走路上學、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玩耍。我們珍視的朋友和家人也遠在大洋之外，由于預算限制和孩子對陌生面孔的反感，雇傭一個保姆也不可行。
這些壓力滲透到我的工作生活，我發現自己無法投入想投入的時間。這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必須為博士后研究學習新的測量技術，并建立一個實驗裝置。我還花了大量時間完成博士期間未完成的項目，這對我的要求很高，讓我為無法全身心投入博士后工作而感到愧疚。
我決心在工作和家庭中都要取得成功，所以把自己逼得越來越緊，很少花時間充電。這個過于雄心勃勃的計劃失敗了，我變得暗淡、筋疲力盡，感覺自己像個失敗者。
在發現我不能誠實地告訴前同事自己的博士后經歷后，我選擇與一位咨詢師交談，以了解內心掙扎的根源。我明白不應該對自己太苛刻，帶著家人跨越大陸并開始一個新項目，這些都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困難。這有助于我更客觀地看待工作，而不是把自己與實驗室里比我進步更快的人進行比較。
咨詢師還鼓勵我與導師分享艱難之處。我安排了一次會面，向導師透露了我因有時優先考慮舊項目而產生的愧疚，以及博士后工作進展緩慢帶來的沮喪。他很善解人意，這減輕了我很多壓力。他告訴我，許多博士后都遇到了類似的挑戰，并讓我多休息一段時間充充電。
在家里，我和妻子通過社交網絡努力對抗孤獨。我參加了大學研討會，妻子參加了英語課程，這擴大了我們的社交圈。我們定期和瑞士的朋友通視頻通話，重新取得聯系，分享困難的事。我們把家庭時間更多地集中在有趣的活動上，比如旅行和露營。
有時，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仍然很有挑戰性，就像在一個新的國家生活一樣。但我目前在一個更好的地方。隨著在事業上繼續前進，我和家人肯定會遇到其他艱難的轉變，但下一次我們會有更好的裝備、更多的策略來應對挑戰。■
Adrian Beckert是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后。
DOI: 10.1126/science.ze2s5e3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3年12月14日《科學》雜志。本文由中國科學報社翻譯，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i-struggled-after-moving-internationally-postdoc-here-s-how-my-family-and-i-coped。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24年4月刊 科學·職場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