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醫生辦公室里獨自啜泣。我在預產期前4周做了一次全套健康檢查，超聲檢查顯示胎兒沒有心跳。我鎮定下來，回到車里。當我又開始哭泣時，我意識到不能自己開車回家了。丈夫出差了，所以我打電話給一個朋友。她放下一切，在停車場找到我，開車送我回家并一直陪著我，直到我妹妹回來。在趕來救我之前，她告訴了我的臨床研究主任發生了什么。她不僅是我親密的朋友，也是同事——是我職業生涯和個人生活的完美結合。

  當剛開始做醫生時，我避免模糊職業和個人的界限。我認為，要想快樂并實現難以實現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就需要在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劃清界限。因此，我與同事保持專業關系，從不尋求與他們建立更深厚的友誼。我通常會拒絕下班后的活動邀請，并在工作之余與“真正的朋友”保持聯系。如果需要在“個人時間”里工作，我會感到煩躁不安。同時，如果不得不把“工作時間”用于個人活動，我也會感到內疚。

  但在研究期間，我的心態開始改變。我愛上了研究，完成實驗和撰寫撥款申請需要一個更靈活的“工作時間”概念，我開始與同事建立更密切的關系。也許是因為共處一間辦公室，或者是因為當在職業上變得更加自信時壓力水平下降了，我和兩個同事成了真正的朋友。我們因為工作、食物、電影而聯系在一起。當那可怕的一天到來時，打電話給她們中的一個是顯而易見的選擇。

  坐在停車場等待朋友時，我打電話給實驗室的一位技術人員，告訴她第二天我不能幫她做一個實驗了。她立即告訴我不用擔心，并把這個信息傳達給我的實驗室導師。他們表示愿意以任何方式提供幫助，并向我保證，只要我需要就會有人照顧我的實驗動物。我非常感謝他們的好意，這意味著我不需要主動尋求幫助。從某種程度上說，繼續工作比一遍又一遍地講述這段經歷來彌補我的缺勤要容易得多。我幾乎不能在電話里說話，也無法想象把這段經歷寫進電子郵件。盡管當時情況很嚴重，但我還是會感到內疚，因為我確實需要幫助。

  我丈夫和我很幸運，在工作之外有一個強大的支持網絡。許多家庭成員開車或乘飛機趕過來和我們待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見到了我們的女兒，這使她成為了家庭的一部分，盡管她不在了。同事們介入進來，讓我享受了悲傷的奢侈，而不用擔心錯過的責任。他們把晚餐送到我家門口，寄來賀卡填補我突然離開留下的空缺。在失去親人后的幾周甚至幾個月里，他們繼續為我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這段經歷抹去了我保持工作和個人生活界限的沖動。之后幾年里，我經歷了生活中更多的掙扎和失望——申請基金和論文被拒、在照顧兩個孩子的同時兼顧工作，同事們用午餐和支持短信為我打氣。我保持正常的辦公時間，當我為一筆撥款工作占用了整個周末或者不得不提前下班去參加孩子的游戲或演奏會時，我不再感到有壓力，我把它看作生活的一部分。

  我聽到許多新人說，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是他們的首要任務，我理解他們的初衷。但對我來說，把工作和生活結合起來，讓我擁有了豐富的人際關系，有了享受時間的能力——這讓一切都變得不同了。■

Stephanie Sisley是貝勒醫學院助理教授。

DOI: 10.1126/science.z8j6axt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3年11月30日《科學》雜志。本文由中國科學報社翻譯，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integrating-my-personal-and-work-lives-helped-me-through-devastating-l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