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至少你有永久的工作保障。”去年夏天，我姑媽隨口說道，她指的是我在聯邦政府應對新冠病毒感染中所發揮的作用。我不寒而栗，因為她不知道，我剛剛得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不會跟我續簽年度合同。我在NIH工作的12年里，工作保障從來都不是優先考慮的問題；相反，我珍視獨立。但現在，初為人母再加上疫情，似乎讓我的事業陷入了低谷，我必須找到一條新的道路。
我一直等到事業有成才想要孩子，以為這樣可以有助于緩解我所知道的科學家母親面臨的一些挑戰，但我仍然很掙扎。2018年兒子出生時，我沒有帶薪產假（美國政府工作人員于2020年10月才獲得帶薪產假），而我的丈夫只從他的小公司獲得了兩周假期。在孩子出生的頭幾個月里，我可以在家遠程辦公。一開始我很欣賞這種靈活性，但結果卻是最糟糕的。我既沒有全職假期來適應母親的身份，也沒有在辦公室參與與我工作有關的決定。
當我回到辦公室時，主管一再警告，我的處境很危險。我承認，適應成為一名職業母親就像“一條陡峭的學習曲線”，但我已經疲于應付所有的義務，而且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么。到了續約的時候，主管表示他傾向于不續約。我哭著說服他再續簽我一年。但3個月后，疫情來襲，我把更多時間花在了照顧兒子上。主管兌現了他的威脅。
我被掏空了。虛擬告別派對感覺更像是一場葬禮。然后兒子沖進客廳，得意洋洋地抓著尤克里里琴，用他的光填滿了整個空間。我意識到，我要不惜一切來保護我的家庭，我準備做任何事——包括轉向一條更安全、更有利于家庭的職業道路。
我開始與科學政策和傳播領域的同事討論替代方案。但是，當我召集了一群在自己的領域中值得信賴的女性視頻聊天時，她們堅持讓我繼續做研究。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作為一名女性和母親如何在科學領域生存的速成班。
幾個月來，我們每周見面，分析我工作失敗的非科學原因，并給我找到一份新工作的信心。我驚訝地發現，我所面臨的挫折對女科學家來說并不罕見。同事們還指出，我的性別偏見妨礙了我找工作。丈夫和我都決心成為高度參與的父母。盡管如此，我還是拒絕了工作時間或通勤時間更長的職位，擔心它們可能會干擾我對自己作為母親角色的期望，也不愿在丈夫創辦新公司的時候，讓自己在經濟上拖累家庭。
我也意識到有重蹈覆轍的危險，因為我沒有給自己時間去適應，而是過早地放棄了。20年前，我是一名很有前途的高中長跑運動員，有著男孩般的身材，贏得了一個又一個冠軍。但在青春期，我的肉暫時變多了、速度變慢了。節食和高強度的鍛煉加速了我的倦怠，直到我放棄并退出，感覺到了崩潰。多年以后，我重新振作起來，開始在山里越野跑。當我最終加入大學田徑隊時，我比以前跑得更快了，并證明自己不需要成為一個“扁平的小精靈”，我只是需要時間和空間來適應自己不斷變化的身體。從那以后我就沒有停止過比賽。
我已經第二次學會了系緊鞋帶。疫情是我作為一名職業母親的轉折點，但通過向那些給予我建議的聰明女性尋求幫助使我幸存了下來。現在，我在NIH的另一個分支機構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既能保持研究的獨立性，又能提供更大的工作保障。今年秋天，就在孩子開始上學前班的第一天，我將前往新辦公室。其他孩子肯定會把他推倒、搶走他的玩具，但我會讓他知道，他的媽媽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然后，我們一起拂去灰塵，重新改變方向，開始新的冒險。■
Martha Nelson將于秋天開始在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的校內研究項目中擔任一名專職科學家。
DOI:10.1126/science.caredit.abl7832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1年8月6日《科學》雜志”。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i-m-scientist-and-mother-when-i-lost-my-job-during-pandemic-i-almost-g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