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我們的機構重新開放，關于線下參加實驗室會議的傳言四處流傳時，我慌了。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的幾個月里，我做了人工耳蝸植入手術，以緩解不斷惡化的聽力。我開始重新訓練大腦聽聲音——這是一個困難而疲憊的過程，我需要將聽到的新聲音與之前對聽覺世界的認知相匹配。在這種孤獨和不確定性中，我發現了一個亮點：在線會議對我來說很有效。每個人都對著電腦麥克風說話，我能聽到并集中注意力。但當我們回歸“正常”時會發生什么？
我的聽力損傷開始于讀研究生的時候，沒人能確定原因。起初，我認為可以通過努力工作和奉獻精神來克服它。我開始記錄每次一對一的會議，因為即便是非常集中注意力，我也無法抓住所有內容。當你依賴于唇讀時，做筆記就行不通了。在研討會上，我坐在前排，精疲力竭地一邊聽演講，一邊揣度其中的科學道理。在我從事博士后研究的第四年，我決定植入人工耳蝸。沒有成功的保證，即使最好的情況也不意味著能恢復正常聽力——助聽器和人工耳蝸并不能重現我們耳朵的神奇本領，但我沒有什么可失去的。
在我通過兩種植入物開始聽到聲音的一周后，我參加了一個會議。我仔細檢查了每一個聆聽環境，以規劃我的設備和在活動中我需要出現的位置。我把微型麥克風安裝在講臺上，把我的海報搬到一個安靜的角落。這樣做很有效，但我還是很累，覺得自己被排擠在外。我沒有參加有價值（且很吵）的社交會議，而是乘坐第一班班車回酒店，然后立刻睡著了。
在疫情期間召開虛擬會議時，我的體驗要好得多。Zoom平臺的音質清脆干凈，沒有辦公空間或會議室那種令人窒息的環境噪音。我可以坐下來，讓聲音向我涌來，而不用努力去聽。我更容易集中注意力，能參與其中并深入思考科學。在研討會結束后我感到精神煥發，而不再需要打個盹。
隨著重新開放線下會議，我擔心會失去這種進步。我比疫情暴發前聽得更清楚了，我已經習慣了植入物，現在可以通過聽力測試了。但我總是需要安靜的環境和麥克風，畢竟我是通過電子方式聽的。
我不想被迫重新去努力理解，因此我緊張得胃都繃緊了。我和導師約好見面，為實驗室會議制訂一個聽覺計劃。我不想讓30個實驗室伙伴分心或感到負擔，所以最簡單的辦法似乎是讓演講者使用麥克風，并在回答前重復一遍聽眾的問題。
起初一切順利，但隨著演講被冗長的技術問題和深入討論所取代時，這個系統崩潰了。我發現自己身體前傾，脖子繃得很緊，在演講者和聽眾之間來回轉來轉去，努力傾聽。
我很想接受自己不可能抓住所有東西的事實，但我提醒自己曾在Zoom上獲得的輕松體驗。我深吸了一口氣，轉身對導師說：“這行不通。”我們抓起一個麥克風，讓觀眾們傳遞。在3個小時會議結束時，5個麥克風在社交距離較遠的人群中來回跳動，我可以靠在椅子上看幻燈片，讓聲音傳到我耳邊。
幾周后，我的焦慮逐漸被好奇心和問題所取代，因為我覺得自己被包容了，值得擁有歸屬感。我的一些實驗室伙伴甚至感謝我，因為他們沒有麥克風也聽不見別人說話。也許與其急著恢復“正常”狀態，我們可以借此機會創造一個更受歡迎的環境——對每個人都是如此。■
Carolyn J. Adamski是貝勒醫學院、簡和丹•鄧肯神經學研究所的HHMI博士后。請將您的職場生涯故事發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72.6549.1474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1年6月25日《科學》雜志”。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72.6549.1474。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23年4月刊 科學·職場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