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自己的出身

 

  在新冠疫情暴發前的某一天，我去參加一個研討會。當我下樓去酒店大廳吃早餐時，一位客人攔住我并抱怨道：“燕麥片沒了。”他的語氣傲慢、苛刻且輕蔑。我過了一會兒才意識到，他把我錯當成酒店員工了。一陣強烈的憤怒掠過我的全身，我心想，我已經有了很大進步：從一個在高中時做兼職食品服務員的菲律賓移民女孩變成了一個教授，目前正運營著自己的研究實驗室。后來我意識到，那次經歷讓我如此刺痛還有另一個原因。

  作為生活在美國的菲律賓移民，我和家人一開始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人”——有些人依然還是。我的家人做著正經而艱苦的工作：媽媽是快餐店的收銀員，祖母、姑姑和表姐都做過居家看護，爺爺在一家餐館洗盤子。年幼時，我對此感到很難為情，我想擺脫貧窮的恥辱。我再也不想拿著食品券去購物了，也不想在學校排隊領免費午餐。

  媽媽希望我和弟弟過上更好的生活，她相信教育。在她的指導下，我努力學習，而家人卻在做飯、打掃衛生、照顧別人。當獲得大學全額獎學金時，我感覺就像拿到了一張擺脫貧困的金券，不僅對我，對家人也是如此。當我被研究生院錄取時，我感覺通過學習和訓練成為一名科學家來獲得報酬是一種奢侈。這是我第一次有足夠的錢獨自生活，甚至偶爾還能幫助家人。我覺得自己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以逃避的地方。

  離開家進入學術界，讓我越來越遠離自己工薪階層移民的出身。不過，我偶爾會遇到在大學工作的其他菲律賓移民，比如門衛、建筑維護人員、運輸和接收工人以及實驗室助手。當與他們互動時，我會無縫切換成年輕時的自己，說著菲律賓的他加祿語，舉止更加恭敬。當我重新回到學術角色時，會表現為一個自信而堅定的科學家。在某個時刻，我意識到只有獨自一人時，我才會停下來和其他菲律賓移民交談，這讓我感到內疚。但我說服自己只是因為實驗室伙伴比較敏感，畢竟當他們在身邊時用另一種語言交談是不禮貌的。我還沒有準備好承認我對自己的工薪階層背景感到羞愧。

  讀研究生的時候，很少有人能想起我的出身。但當我開始從事博士后研究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在那里，我遇到了兩名在實驗室擔任助手的菲律賓移民女性。20年來，為了支持研究人員及其工作，她們一直在做一些重要且乏味的工作——清洗實驗用具、高壓滅菌等。在聽到她們說他加祿語后，我害羞地走過去介紹自己，她們立刻擁抱了我。我開始和她們一起吃午飯，她們總是帶著菲律賓菜和我分享，這讓我想起了家鄉。

  最后，其他實驗室成員開始和我們一起吃午飯。一開始我感覺很尷尬，因為科學家通常默認談論科學，但我幾乎從未與菲律賓人談論科學，我不確定自己是否準備好讓科學同仁看到我的另一面。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在食物上找到了共同點，分享并交換來自不同文化的菜肴。我成了科學家和菲律賓實驗室助手之間的橋梁，而我的移民出身也慢慢地重新浮現出來，并與我的學術身份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我意識到它們本來就不需要分開。

  回想起那次酒店的經歷，我現在意識到，真正讓人難受的不是被誤認為酒店服務員。無論我是酒店服務員還是教授，就像我的家人以及其他所有重要的工作人員一樣，都應該得到尊重和被有尊嚴地對待，而不是被貶低和排斥。■

 

Sheila Teves 是位于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助理教授。請將您的職場生涯故事發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73.6550.126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1年7月2日《科學》雜志”。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73.655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