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與一位重點大學的海歸教授聊天，他在海外多所大學求學和工作10多年，具有較豐富的國際學術經歷。我對他說，你應當要求博士研究生的英文學術表達“過關”，包括我們常說的“聽說讀寫”。當然，我的這個要求絕不是“崇洋媚外”，正如任正非先生說的，“我們一定要向先進國家學習”。英語是世界第一通用語言，對于學術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這位教授的學生英語口語一般都不錯，因為生源很好。然而我告訴他，良好的英語口語與書面語之間并不完全正相關，博士研究生作為國家高層次科技人才后備軍，他們的英文書面表達要從中文寫作抓起。國內許多大學為研究生開設了科技寫作課程，我也曾經為學校三屆博士研究生主講過“科學方法論”中的一講。后來有學生對我說，我的這一講“內容比較務實管用”。為此，我建議學生要重視中文閱讀和寫作，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良好的英文論文寫作文法基礎，至于專業英語只要多讀文獻不難解決。
我以前寫過多篇與“學術論文寫作”相關的博文，其中有的博文也受到一些年輕學者的歡迎。我始終認為，一個在“學術圍城”內辛勤耕耘的學者，發表學術論文是展示其成果影響力的重要途徑。尤其像我們這些大學普通教師，要想獲得高級別的科技獎勵“難于上青天”，只有通過相對公平公正的學術刊物，尤其是國際專業學術刊物發表成果論文才能客觀展示學術影響力。俗話說，“實力如何，數據說話”，這是我數十年來學術經歷的體會。
曾經有網友“表揚”我：“劉老師科研做得不錯，博文寫得也好。”我有點“驕傲”地調侃回復：“文理兼通。”其實，我的中文論文寫作尚可，英文論文寫作很差勁。因為我中學和大學期間學習的外語是俄語，現在全部還給老師了。英語完全是后來自學的，但始終難以成才。
至今記得1988年下半年，殷鴻福老師找到我，征詢我是否愿意參加與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Hansen的項目合作時，簡單問了我兩個問題。一是對項目是否感興趣。我回答非常感興趣。那時我已經閱讀了大量相關中英文文獻，其中部分文獻與該項目研究內容不謀而合。二是英語水平如何。我只好如實作答，專業英語閱讀尚可，但口語很不好，只能維持最基本的日常交流。沒想到殷老師爽快地說：“那就行，我與Hansen教授說去。”
不久后，殷老師正式通知我，經過與Hansen教授商量，后者同意我參加這個項目，經費全部由他負責。隨后殷老師將Hansen教授的通信地址給我，說：“從此你們自己聯系。”殷老師這種“趕鴨子上架”的方式給我施加了很大壓力，但沒有壓力就沒有動力，我只好惡補英語來應付后來與Hansen教授的科研合作。1989年，在第一次野外調查與采樣工作結束后，我在北京機場送別Hansen教授時，他還叮囑我要加強英語口語訓練。
在此后的合作中，包括雙方成果的發表，自然涉及英文論文寫作，如何在英文論文中準確流暢地表達成果的創新點成了我的一個“卡脖子”問題。在此后的實踐中，我逐漸認識到，盡管英文論文的書面表達與中文稍有差異，如語態習俗，但這不是關鍵問題，根本原因在于我的中文論文書面表達存在嚴重不足。
為此，我下大工夫閱讀了大量中文科技文獻，并注重學習優秀同行的中文論文的文字表達。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步認識到中文論文成果表達的學問十分深奧。我后來常常告誡學生，閱讀杰出學者的論文，除了學習其中的科研成果，還要學習他們對于成果的書面表達。一篇優秀的中文學術論文，不能僅限于告訴讀者具體的科技成果，還要能讓讀者在閱讀時感到“舒服”，這就涉及到書面文字的邏輯及流暢表達。
此外，我在閱讀中文文獻時還發現，學術期刊“級別”（國家級、學會級、行業級等）越高，對手稿文字要求也越高。為此，我常讓學生注意《中國科學》《科學通報》和其它專業刊物上的論文在文字表達方面的差異。這也表明，學術刊物之間除了對研究成果的水平要求存在不同外，對文字表達要求也有所不同。這就是為什么有的權威期刊編輯對有些文字表達較差的手稿不予送外審，而是要求作者對手稿再次修改潤色。
早期我在發表英文論文時也碰到過類似情況，編輯來信說，“請找英文水平較高的人對手稿認真修改后再提交”。這就是為什么《自然》在作者指南中特別強調，論文手稿寫作不僅要讓專業同行看懂，也要讓普通大眾看明白，這對論文寫作提出了很高要求。有的學者為了圖省事，找翻譯機構撰寫手稿，但這只是權宜之計。其實，我很不贊成這種做法，尤其是那些青年學者，過好英文論文寫作關也是科學研究的一部分。
總之，一篇讓讀者賞心悅目的中英文論文的撰寫要靠長期付出和積累，是學者在科技寫作方面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變的過程。到那時你會發現，不論在學術論文書面表達方面，還是在與學術相關的諸多文字材料寫作方面，你都會完成得很出色，從而為科研成果和影響力“加分”。■
（作者系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教授）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23年4月刊 學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