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羅徹斯特理工學院關閉時，科學、技術和社會學助理教授Kaitlin Stack Whitney的研究項目停止了。她的學生被遣散回家，自己的職業生涯也處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因為她還沒有獲得終身教職。但這位昆蟲生態學家立即采取行動，用已經拿到的暑期資助金，用來幫助兩名無法在隔離前完成工作的學生。
“很顯然，這是我應該做的。”她說，“我給學生們支付費用，讓其做一個不同的項目，這樣他們就可以繼續做科研，即使這不是他們想要做的科學。我有責任與團隊中的每個人聯系，并將他們的健康和安全置于任何研究目標之上。”
許多因素決定了教師如何在疫情期間繼續努力，包括他們研究的性質、職業水平、是否有終身職位、教學負擔，甚至工作所在的大學類型。正如位于波多黎各巴亞蒙的加勒比中央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和免疫學助理教授Aníbal J. Valentín Acevedo所證明的那樣，時間也是反應的一個主要因素。政府決定于3月15日全面封鎖，但卻在幾天前才宣布。他的研究依賴于需要時間生長和維護的人類細胞，并且“不知道它的去向”，于是他瘋狂地召集自己的學生。“我們開始收集所有可以在家中分析的數據，并凍結所有樣本。”他說，“我們在一天之內就完成了這項工作，同時不得不放棄正在進行的一些實驗。”結果，他發現研究時間表被打亂了。“今年我們將無法實現任何科學目標，明年可能也不會。這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過，他所在的大學一直很支持他。“他們明確表示我們可以進行學術活動，這樣學生的培訓就不會停止。”這些活動將在他的進度評估和未來可能的晉升中被考慮到。
其他科學家已經能夠迅速轉向從事更多的遠程工作，但如果你正在找工作呢？今年2月，生物物理學家Ulrike Endesfelder非常興奮，她即將結束在德國馬爾堡的馬克斯—普朗克陸地微生物研究所擔任研究小組組長，正要“打包”自己的實驗室，準備飛越大西洋，到位于匹茲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學擔任新的教師職務。最初的出發日期是4月1日，她把所有東西都裝進了集裝箱船，但在她們離開兩天后，美國頒布了一項旅行禁令。“我們不能飛到美國，團隊所有人都被困在德國，而我們的設備在海上。”她說。而且，她要到達卡耐基梅隆大學才會被聘用，可這時她已經從馬克斯—普朗克辭職了。幸運的是，Endesfelder能夠在幾個小時內被研究所重新聘用，她的博士后和博士生也是一樣。
當研究所在6月部分開放時，她能夠用以前同事擁有的設備做一些基本實驗，而且她在尋找額外設備方面很有創意。“我聯系了顯微鏡公司，并請他們把顯微鏡樣品放在我的實驗室里，這樣我就可以為他們測試了。”她提供的beta測試是一種戰略性的交換條件：“他們得到了我的反饋，我也以非常實惠的租賃條件得到了他們的系統。”
但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Endesfelder仍處于困境中。“卡耐基梅隆大學正在盡最大努力幫助我，一旦我可以出行，就可以加入他們。他們給了我啟動資金，并在我不在的時候繼續翻新我的實驗室。”與此同時，她努力保持樂觀，通過計劃未來的研究為其學生和研究領域服務。
從工作臺到餐桌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和封鎖措施的實施，科學家們不得不應對研究、教學和指導計劃中的干擾。實驗必須停止，有時是永久停止；樣本必須銷毀，因為它們將無法用于未來的數據收集。工作從實驗室的工作臺轉移到廚房的柜臺，因為教授們要應對快速變化的研究和資助時間表、無法使用研究基礎設施、全職育兒責任以及其他問題。
然而，研究人員已經能夠在居家工作時采取一些措施。新加坡國立大學熱帶海洋科學研究所聲學研究實驗室副主任Venugopalan Pallayil說：“作為一名首席研究員，我的職責是查看項目進展情況、支持我的員工、撰寫獲得資助的提案以及論文。我一直在家里做這些事情，不需要去實驗室。”他還參加了虛擬會議，但他的工作依賴于來自海洋的數據，這些數據通常是由受限于海上船只狹小空間內的工作人員收集和分析的。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所有研究都被擱置，實驗室和實地工作也受到影響。“只要保持社交距離，就很難組織這些旅行。”
Daniel Abate-Daga是莫菲特癌癥中心和南佛羅里達大學的一名初級教員，從事癌癥免疫療法研究，通常他團隊的研究包括70%的人體細胞組織培養和30%的動物建模。截至今年6月，他的團隊在研究中斷數月后開始慢慢返回實驗室。“根據該機構的要求，我的團隊正在輪班工作，以保持社交距離，所有會議都是通過Zoom平臺舉行的。”他說，“我們通過專注于撰寫論文和資助來適應這些不利的環境。此外，我們已經外包了盡可能多的實驗。這場危機的積極方面之一是遠程工作和虛擬會議已經普及，而且很可能會持續下去。”
對新冠肺炎疫情的一部分反應是緩和并改變預期。“我們現在效率不高，但這沒關系。我們需要優先考慮所愛的人，并且從關心每個人的角度出發，然后改進我們的科學。”Stack Whitney說。
重新審視協議
對于工作涉及廣泛實地任務的科學家來說，確實出現了多重挑戰。位于加拿大伯納比的西蒙弗雷澤大學海洋生態學教授Isabelle M. Côté指導的研究范圍廣泛，從海洋中的入侵物種，到淺水生態系統中多重壓力源的影響。這些研究都有一個共同點——“幾乎所有工作都是在潮水下進行的。雖然有時我們收集樣本并在實驗室做實驗，但幾乎所有東西都在水下。”她說。作為所在大學的系主任和潛水安全主任，她特別熱衷于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以便在停工期間繼續進行科學活動。
事實上，系統工程已經成為許多研究人員的第二天性，因為他們要繼續科學探索。Stack Whitney的大部分研究都得到了聯邦政府合同的支持，因此她必須確保履行合同義務。首先，她求助于網絡，并與其他生態學家討論了如何安全地進行野外工作。然后，她起草了一份又一份協議，為研究工作的各個方面制定了書面流程：從如何前往現場，到如何評估數據收集行動的安全性，再到在緊急情況下該聯系誰。“有一份書面協議并不是一件壞事，一些學生真的很喜歡它，從可使用性的角度來看，有多種形式的協議總是很棒的，它也有助于我保持一切井井有條。”
逆境中的機遇
對于沒有獲得終身教職或不在終身教職軌道上發展的教師來說，這一波疫情產生了不穩定性。一些大學已經暫停終身制的申請，或者將終身制申請和晉升過程延長一年，比如羅徹斯特理工學院。Stack Whitney仍在考慮是否要利用這個機會。撥款是另一個令人擔憂的領域，但一些機構提供了“救生索”——加拿大自然科學和工程研究委員會允許撥款最多延長一年。
“科學家的生活就是即便面對生活中的所有挑戰仍要繼續前進。”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神經學家兼高級教學研究員Stefano Sandrone表示，“我非常熱衷于接受挑戰，并將其轉化為機遇。”他的工作是利用大腦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掃描，計算分析神經和精神病學條件下的認知。盡管疫情削弱了他獲得新信息的機會，但“我還沒有用完數據，我利用這個機會寫了一些關于教育和神經科學的論文”。
普渡大學土木、環境和生態工程副教授Andrew J. Whelton正利用這段時間提高實驗室的效率，同時加強學生的關鍵領導能力和危機管理技能。他制訂了一個計劃，要求實驗室里的每一臺設備都分配給兩個知道如何操作它和排除故障的學生。“如果我發生了什么事，他們需要能夠繼續前進。”
“我們正在教授如何在失敗面前保持堅韌樂觀。”Stack Whitney坦言，“我們想要表明，很多工作不會以論文和獎項而告終。通過與它們一起渡過難關，我們不會停止，只是適應，我們將順勢而為。”此外，她還向學生強調，人比項目更重要。“當我們遇到危機時，我們會告訴學生，他們不是獲取數據的工具，而是我的合作者。即使沒有陷入危機，我也希望擁有這種精神。”
創造力帶來了新的解決方案。“我們已試著找出實驗過程中可以外包的部分，讓其自動完成，比如生成試劑。”Abate-Daga解釋道，“我們未來將使用這種資源，我確認這樣做能帶來好的結果。”
烏云背后的幸福線
對于許多教授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再次確認了他們不僅要專注服務于整個社會，而且更直接的是要幫助當地社區有前途的研究人員。“我為學生提供的任何可用資源都是正確的。現在不是討論如何管理實驗室的時候，而是應該告訴大家，要按照自己的價值觀生活，學生的健康和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Stack Whitney說。
Youssef Travaly是布魯塞爾智庫“歐洲之友”的高級研究員，也是“下一個愛因斯坦”計劃科學、創新和伙伴關系的前副總裁，他認為共同體建設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這位材料科學家認為，疫情是一個機會，可以團結非洲科學家，特別是散居海外的非洲科學家，朝著為非洲大陸和其他地區提供公共衛生解決方案的目標而努力。“我們的第一反應是非洲科學家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并找到解決方案。”他表示。
劍橋大學公共衛生醫師、城市流行病學家、臨床高級研究助理Tolullah Oni認識到網絡帶來的寶貴機會。“通過這次經歷，我真的開始理解志同道合的科學家群體的真正價值，比如全球青年學院和‘下一個愛因斯坦’論壇科學家社區。盡管它們一直是重要的滋養空間，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它們已經成為世界各地應對和研究適應戰略寶貴建議的來源，也是力量、支持、想法和靈感的關鍵來源。”她說。
Sandrone補充道：“我們是多么幸運，能夠成為這個強大的科學界的一員。我們錯過了日常的聯系，所以要珍惜與同行相處的時間。現在是時候成為導師，并以最好的方式為代表下一代科學家的學生們重建科學界了。”■
Alaina G. Levine是一名科學作家、科學職業顧問、專業演說家以及《書呆子的社交網絡》（Networking for Nerds, Wiley, 2015）一書的作者。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0年9月18日《科學》雜志”。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planning-beyond-pandemic-faculty-career-development-age-covi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