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云南亞洲象群一路北上又南下，歷經17個月的旅程，終于平安回“家”的消息再度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
由亞洲象群北移掀起的野生動物熱潮正在慢慢降溫，而新的問題又隨之顯現出來：回到西雙版納、普洱的野生亞洲象（以下簡稱野象）還會四向擴散嗎？人類怎樣做，才能減緩人象沖突？
基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論斷，在此談一下個人的看法。
適宜地段適當設卡 將野象堵在哀牢山山脈以西
在中國自然地理分區中，云嶺—哀牢山出脈將云南省分為東部與西部。該出脈以西的地區為溝壑縱橫的橫斷山區域、以東的地區為山地盆地相間排列的云貴高原區域，兩個區域的自然地理、生物地理都有很大的差異。
在《中國亞洲象研究》專著里早已闡明，約8000年前野象曾經分布至中國黃河南岸，隨著氣溫冷熱交替變化，人類逐步強大到對天然植被的巨大改造，野象一路向南退縮。在公元1450年前后，野象分布的北部邊緣已經退縮到今云南德宏的盈江至普洱的江城一線，再無向北向東擴散的記載或其他跡象。到了1990年代初，野象分布在西雙版納州景洪市與勐臘縣兩地，以及臨滄市滄源的幾個鄉鎮。
全球現存野象約41000頭至52000頭，分布在西起印度南至印度尼西亞的南亞、東南亞13個國家。中國是野象分布區域的最東北邊緣，現存野象約300頭，主要分布在瀾滄江流域的西雙版納、普洱一帶。
在這個區域，野象會怎樣擴散呢？由于沒有自然的障礙，野象可以南下、東進而出國至老撾、緬甸。不過，老撾、緬甸接近西雙版納的地方，近些年，適宜野象棲息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交錯混雜，野象“出國”的可能性不大；瀾滄江西邊，是野象曾經游蕩的地方，2008年瀾滄江攔河壩蓄水阻隔野象的“渡江”遷移，滯留瀾滄江西岸的15頭野象成為近10年肇事最嚴重的象群；野象在西雙版納至普洱靠南的縣市之間移動，是正常的“游走”。因而，這個區域是最佳的野象生存區。
2021年4月，野象翻越高高的哀牢山東渡到地處云貴高原的紅河、玉溪、昆明等滇中腹地，純屬偶然事件，它們在這個新的地區得到了友好待遇。野象有超強的記憶能力，憑其智慧，再次翻越哀牢山東渡滇中，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在哀牢山山脈，確認一些野象可能“偷渡”的山坳，設置固定哨卡或者以山區居民為主體的流動的網絡預警預報野象監測地帶，以哨卡和監測地帶的形式，開展堵截，把野象“限制”在瀾滄江流域的西雙版納、普洱一帶。
重視人象沖突現實 高度評價保護野象的顯著貢獻
1950年代末期，科學家在西雙版納發現莽莽的熱帶雨林，以及雨林里的野象、野牛、長臂猿、望天樹等珍稀動植物。隨之，呼吁、推動，促成了當地自然保護區的建設，搶救性地保護了熱帶雨林及生活其中的動植物。
追趕國際自然保護熱潮，保護區效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生物圈保護區，努力將科研、保護與發展融為一體，實現區域性可持續發展。在云南大學的鼎力支持下，1993年，這個保護區被UNESCO吸納為國際生物圈保護區網絡成員，西雙版納進入國際舞臺，揭開了保護與發展的歷史新篇章。
農業生產方式逐步走向種植熱帶經濟作物，自然增長和異地遷入使人口快速增加，保護與發展的沖突矛盾一直存在。曾經分散在廣大野地的野象和其他野生動物，逐步進入保護區以獲得安全庇護。在當地政府領導下，保護區推進嚴格保護管理，明顯的標志是曾經的次生林、疏林逐漸長成稠密森林。正如《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成效評價》概述的那樣，從此，西雙版納保護區的管理能力、管理成效和社會影響，日新月異，在自然保護的大舞臺上，西雙版納的大名也更加響亮。
隨著森林逐漸發育，保護區內可采集食物逐漸減少，野象等野生動物逐步走出保護區。人象沖突日顯激烈。與此同時，1997年開始的大規模高效率的民用槍支收繳活動，明顯降低了狩獵習俗對野生動物的威脅。以野象為代表的野生動物有了安全保障，游蕩在密林、農田地、農民的房前屋后，野象肇事情況愈發嚴重。
國土面積是不會增加的，而發展與保護都需要更多的土地。于是，呈現了以土地使用管理權屬為限制條件的異向變化：即保護區內，林木越來越稠密，保護區外，人工經營土地越來越多、越復雜。在保護區外，人類生活生產區與野象活動區交錯混雜，人象關系向著對抗的方向發展。農民獵殺野生動物是違法的，高效經營自己承包的土地，種植可以多換錢的經濟作物，是合法的，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野象的糟蹋。因而，野象數量在增長，野象適宜的棲息地卻一天比一天減少。
進入新世紀，越來越多的野象，頻繁進入和走出保護區，并且向北擴散到普洱的思茅、江城、寧洱，向西渡過瀾滄江到了西雙版納的勐海、普洱的瀾滄一帶。但野象很少向南越過邊境，主要是因為境外快速的經濟作物種植和薄弱的狩獵管理，形成了不太適宜野象棲息的自然與人文環境。
換句話說，在中國野象分布的區域，野象活動與人類生產生活已經交融在一起，出現人象混合區。野象知道可以采食或躲避的地方，卻不認識人為規劃出來的土地權屬邊界。僅僅根據土地使用管理權屬為界線的野象保護模式，已經不再適用。
吸取亞洲象國家公園規劃“胎死腹中”的教訓
實際上，亞洲象國家公園建設早就被提出來，但并沒有得到批準進行試點建設。其原因有二。
其一，規劃受限于歐美國家以政府土地為準的框套而忽略中國土地使用管理的現實。亞洲象國家公園規劃，已經有過多個版本，基本都是將多種類型的國有土地連接起來，勾畫成一個空間連續的國家公園，在其周邊適合的一定區域，再勾畫出棲息地管控區。最新規劃的亞洲象國家公園，分布在西雙版納、普洱、臨滄等地，總面積5619.25平方公里，均為國有土地。在其周邊，附加了4969.69平方公里（國有土地占總面積的85.91%）的棲息地管控區。還涉及了8個縣（市區）44個鄉鎮116個行政村，約61775戶485600人。
中國從2016年底開展了10個國家級國家公園建設試點，土地所有權差異很大。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總體呈現國有土地逐漸減少，集體土地不斷提升的特征。顯然，亞洲象國家公園的規劃理念已經相當滯后了。
其二，沒有明確“生態保護第一”的國家公園建設基本理念。曾經紅極一時的西雙版納旅游出現了疲軟，國家公園建設的思路，被當作旅游提升的極好時機。“生態保護第一、國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是中國國家公園必須遵循的三大理念。保護區是禁止旅游等開發活動的，而國家公園卻可以適當開發。亞洲象國家公園必須把“生態保護第一”的理念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而把國家公園當作人民公園的意識，顯然是變相的開發保護區。
亞洲象（野生動物）保護特區構想
中國試點建設的10個國家級國家公園，涉及東北虎、東北豹、雪豹、大熊貓等具有一定攻擊性的野生動物的國家公園，都有面積大和人口密度低的共性特點，面積達到1.5~12.3萬平方公里。如果存在開礦等破壞性產業，都要求退出。根據具體的資源特征，尋找相應的替代產業，以改善居民生計。
野象有巨大的攻擊性，野象分布的地方，人口密度高，已經呈現人象混合區域。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都面臨著巨大挑戰。西雙版納、普洱的當地政府，一直遵循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努力發展種植養殖業，改善人民生活，按照相關要求盡力保護生態環境和野生動植物。一手抓發展，一手抓保護，兩手難以協調，自然陷入顧此失彼的僵局。而解除僵局的第一步，便是人象分離，實現曾經有過的人與野生動物分區而居的景觀格局。也就是說，在相當的空間范圍內撤出人或人的活動，給野象留出足夠的空間，提高區域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中國已經走在全面保護生態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道路上，并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城鎮發展空間、農業發展空間和生態保護空間。站在中國國土空間格局的大尺度上，中國的熱帶生態系統太少，幾乎是稀有。云南南部和西南部，當前殘存的熱帶生態系統十分珍貴，應該定位為中國熱帶生態系統及其野生動植物生態保護空間。在這里，用“亞洲象（野生動物）保護特區”的術語，來表述這種觀點，基本要點有三個。
其一，從差別發展的角度將亞洲象活動涉及地方的區域發展使命定位為生態保護特區。在國家層面上，通過財政補貼方式，降低或減緩西雙版納和普洱的地方經濟增長標準，不以 GDP 作為硬性的考核指標。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圍繞保護野生植物動物及其棲息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而開展，嚴格限制大型工程建設、城鎮擴展和外地人口常駐化。
其二，在野象活動區域，構建一支跨行政地界的專門機構，全權負責亞洲象保護。就亞洲象問題，地方政府配合該機構開展管理保護。
其三，現有的保護區，以保護自然森林生態系統為主要目標進行嚴格保護，無需改造，任其 “自然”演變。在保護區以外，將相當一部分橡膠、茶等經濟林果土地轉化為生物保護廊道。曾經承包這些土地的農民，通過參與保護生物多樣性而解決生計，一邊種植與保護相適宜的作物，一邊服務亞洲象的保護和參與熱帶雨林的管理。同時，通過教育傾斜和保護性技能培訓，逐步走出依靠種植養殖的生計模式。
作為極度珍稀瀕危的野生動物，亞洲象的棲息地保護已刻不容緩。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隨著野生動物保護特區的建立和完善，亞洲象不再“出圈”，不再流浪，人象得以和諧共生。■
（作者系云南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