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從事保護生物學的研究，主要以靈長類動物為主。這些年，我工作的主要內容就是“找猴”。
靈長類動物是熱帶和溫帶群落生物多樣性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維持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具有重要意義。靈長類動物還是人類的近親，它們就如同人類的一面“鏡子”，為研究人類進化、生物學、行為學和新發疾病等提供了關鍵模型。然而，當前非人靈長類動物正面臨著滅絕危機，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將500多種靈長類物種列為“脆弱”“瀕危”或“極度瀕危”。
中國是亞洲靈長類動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是25種現存靈長類物種的家園，但其中80%的靈長類物種已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為瀕危物種。
從2015年起，我開始在滇西北的原始森林里追蹤滇金絲猴，在四川、陜西、湖北的高山密林中尋找川金絲猴，在西藏觀察藏酋猴。通過收集數據和綜述他人研究，我發現目前47.2%~73.2%的中國靈長類動物分布在貧困地區，尤其是西南地區，而且中國80%以上的貧困縣和95%的貧困人口生活在生態脆弱地區。在沒有政策干預的情況下，這些地區往往形成惡性循環——貧困加劇生態的破壞，而生態的破壞反過來加重貧困的程度。
比如，我在滇西北調查滇金絲猴種群時發現，在我國實行生態扶貧政策以前，這些邊遠地區的人們建房、生活等每年要消耗20立方米木材。此外，他們的主要收入來自于采集蟲草、菌類、藥材，放牧以及在森林中種植作物（四季豆），而這些行為活動已經嚴重影響到滇金絲猴的生存。對此，2019年，我在國際知名保護生物學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發文，專門討論了采集和放牧對于滇金絲猴的影響，包括壓縮其適宜棲息地、干擾其正常的游走和繁殖行為等。
意識到貧困對于生態的壓力，近年來，我國政府啟動了一套旨在減輕貧困和保護生態環境的國家政策，包括生態移民、生境恢復和生態旅游。這些政策的實施能為靈長類動物的保護帶來哪些影響，成為我重點關注的科學問題和研究方向。
生態移民對靈長類動物生存的影響
我在滇西北尋找滇金絲猴時發現，當地居民居住十分分散，他們把平坦的山坡叫做“箐”，比如響古箐、羅古箐等，一個箐往往只有幾戶到幾十戶人家。
這些地方往往交通不便，基礎建設比較落后，人民基本上靠打獵為生。比如，生活在響古箐的傈僳族人，他們的傳統就是打獵，幾乎每一位男子都是獵手。上世紀90年代，整個滇金絲猴種群數量不足1500只，其中很大程度是由當地人狩獵導致的。
中國的生態移民政策，顯著減少和限制了對野生靈長類動物的狩獵，從而對靈長類動物的保護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生態移民也可以減少當地的森林砍伐、放牧、藥用植物的采集等，保護了靈長類動物的生境。在生態移民和其他一系列保護政策的帶動下，響古箐的傈僳族人由原來的獵人轉變為當地的護林員，成為滇金絲猴的守護者。
生態移民政策最初是想要實現人與生態之間的可持續發展，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由于諸多原因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
比如，移民被迫離開自己的文化，進入不同的環境，這對文化適應性產生了負面影響，尤其是對少數民族的文化適應性。此外，如果移民區土地生態承載力不夠，就會產生生態赤字，導致新一輪的生態破壞等。因此，在實施生態遷移政策之前，需要對當地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進行詳細研究。
生態恢復是種群增加的驅動因素
靈長類動物的生存離不開森林，尤其是原始森林。新中國成立后至上世紀90年代，中國曾經大面積砍伐天然林，在四川、云南、陜西等森林資源豐富的地區，幾乎每個地區都有林場，專門負責砍伐樹木。大規模的森林砍伐為野生動物生存帶來了毀滅性的影響。
隨著生態保護理念的深入，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開始禁伐天然林，并實施了天然林保護工程。多年來，中國政府耗費大量資金、人力與物力，建設了包括“三北”防護林工程、退耕還林等生態項目。
在這些保護項目的作用下，我國生態恢復成果顯著。例如，為支援國家建設，大規模伐木行動一度將神農架推向毀滅的邊緣：1982年，神農架林區森林覆蓋率降至63%，而今，森林覆蓋率已超過91.1%，這使得川金絲猴的適宜棲息面積增加了14.3%。
但應認識到，生態恢復是一個長期工程，在植樹造林的過程中，要避免出現單一粗暴、忽視森林多樣性等問題，因為單一樹種的次生林并不適合物種多樣性的維持。
生態旅游推動動物保護
生態旅游可以緩和野生動物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在貧困地區。長期以來，靈長類動物一直被視為經濟發展和旅游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世界范圍來看，生態旅游有多種形式。就我國而言，國家公園的建立可以作為保護自然區域和促進經濟發展之間的有效平臺。
例如，我之前調查的云南塔城開展了以滇金絲猴為中心的生態旅游，廣西開展了以白頭葉猴為主題的生態旅游，不僅為當地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收入增加，還為社區和公眾提供了一個接受保護生物多樣性教育的機會。
但是，生態旅游必須加以嚴格控制，否則就可能會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經過觀察，我發現生態旅游基礎設施建設不當會對靈長類動物的棲息地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同時，游客和靈長類動物之間也存在偶發的沖突，尤其是靈長類動物容易感染和傳播人畜共患病。生態旅游必須堅持環境保護第一的原則，這樣才能發揮其在野生動物保護中的重要作用。反之，它可能會對生物多樣性和環境保護產生負面影響。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認為，保護和管理自然資源對消除貧困至關重要，同時，當環境和社會政策的實施結合當地社區的經濟需要和愿望，并顧及可持續利用自然資源的原則，地球的自然生態系統才能得到保護。
在這一方面，中國的生態扶貧政策可以成為促進靈長類動物以及物種多樣性保護的模式。想要保護生物多樣性和脆弱的自然生態系統，就需要不斷更新和完善以保護為導向的經濟政策，以應對緩解貧困、氣候變化及改善公民健康和福祉的持續挑戰，從而實現自然需求和人類需求之間的可持續平衡。■
（作者系蘭州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