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yan Kelly的辦公室反映了他的興趣愛好。靠墻的地方放著一張石鱉的海報，那是他曾經研究過的一種海洋無脊椎動物。在他的書架上，有關海洋生態的書籍與法律、政策和科學傳播的文本放在一起。
Kelly是華盛頓大學海洋與環境事務學院的助理教授，他抽出了一本書，是COMPASS科學推廣主任Nancy Baron所著的《逃離象牙塔：如何讓你的科研成果脫穎而出》，COMPASS是針對科學家的一個公眾參與組織。
Kelly翻開這本書，指著由COMPASS設計的一頁紙的圖表，表示它可以幫助科學家在把他們的研究報告呈現給更多的觀眾之前組織他們的想法。“這個是信息框”，他說。
他解釋了自己是如何在媒體上對最近的一項研究進行采訪之前使用信息框的。當他第一次發布論文時，他聯系了華盛頓大學的一位新聞官員，后者告訴他，這項研究可能會引起廣大公眾的興趣。然后Kelly寫了關于他自己的新聞稿，經新聞官員編輯后，開始使用信息框。
在信息框的中央是填寫核心問題的地方，在Kelly的例子中，“如果你想讓你的科研成果得到認可，就講個故事”，中央信息的側邊是填寫問題、解決方案以及研究的益處、為何值得人們應該來關注等內容的地方。那次演習幫助了Kelly為與來自BBC和其他媒體的記者交談做準備。“你越是做好準備，你就越能夠放松。信息框就是幫你做到的一種方法”，Kelly坦言。
當他對海洋生態系統和海洋法的研究將自己帶到決策者、記者或公眾面前時，Kelly也從其在華盛頓大學舉辦的一個傳播工作坊所接受的培訓中受益良多。
Kelly已經踏進一個潮流當中。像他這樣的科學家越來越多地從正規培訓中增長關于傳播交流的智慧，無論是通過他們的工作場所，還是通過由美國的諸如COMPASS這類組織或英國的科學傳媒中心主辦的巡回講習班。
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里，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其中許多人剛剛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開始將科學傳播視為他們工作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Baron表示，他主要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圣巴巴拉工作。“這不是‘我是否應該做’的問題，而是‘我該怎么做’的問題”。
雖然很難獲取有意義的數據，但那些舉辦科學傳播講習班的人注意到，這種需求在過去10年里才有所增長，如今全世界越來越多機構的自制課程正在噴涌而出。像Rita Allen基金會和Burroughs Wellcome基金這樣的資助者正在鼓勵這種發展。
如今，傳播培訓遠遠不只是提供一些媒體傳播的小竅門了，而是傳授一種通用技能，利用這些技能，通過科學家選擇的媒介，無論是公開演講、視頻、社交媒體還是其他自制內容，讓廣大受眾參與進來。
密歇根大學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院的教授Andrew Hoffman解釋說：“我們有很多單獨的實驗和創新，問題在于它們是否可以融合成更大的事情。”Hoffman在進行學術的社會參與問題的研究。他坦言，環境科學在這一領域處于領先地位，一些生物醫學和公共健康領域也是如此。
除了幻燈片
教導主任 Lisa Graumlich表示，華盛頓大學環境學院的目標是成為服務于科學家進行公眾參與并發揮影響力的模范。
學院的催生者大概是Jane Lubchenco，她是科瓦利斯俄勒岡州立大學著名的環境科學家。在1990年代后期，Lubchenco利用她巨大的影響力，呼吁科學家更廣泛地參與社會，并幫助形成關于環境問題的公眾對話。后來，她與別人共同創立了COMPASS和Leopold領導力計劃，這是面向處于職業中期階段的科學家們的溝通交流項目，Graumlich在該項目出臺的頭一年就參與了。
Graumlich在2010年學院成立時擔任院長，她采納了Lubchenco的信息，并開發了一些工具來幫助具體實施。“這超越了美麗的幻燈片，”Graumlich坦言，“它可以呈現我們所做的一切”。
該學院匯集了各種研究人員，有大氣科學家也有漁業學生，他們都可以獲得諸如密集工作坊之類的傳播資源。比如，專門為研究生設計的一個工作坊通常在一天內就報滿了20個名額。
像其他地方的類似工作坊一樣，學院的工作坊側重于基本的溝通技巧，交給研究人員如何定義和理解他們的聽眾，設計一種敘事方式，以及如何給人留下親切而有人情味的印象。
參與者使用COMPASS消息框，并且通常還與一群向他們發出挑戰的記者互動，讓他們可以在同行面前將自己的研究解釋清楚——Kelly稱之為“強烈的”體驗。
Kelly解釋說，克服來自同行認可的需求是一個主要的溝通障礙。當科學家擴大他們聽眾范圍的時候，他們通常會刪減他們通常所用的警告性聲明，避免行話，而是發出一個簡單的信息——這樣做的話就有可能會惹惱專家同行。“如果你能有效地溝通，你就只能滿足95%的同行，”Kelly直言，“另外的5%，你還是忘了吧”。
華盛頓大學的研究人員也可以學習提供特定技能的課程，比如制作視頻或圖像，或者參與公開演講的課程——他們還可以參加一對一的培訓，為媒體采訪或者為與決策者的談話做準備。
Kelly最近還主持了一個圍繞科學論題成為社會和政治話題所要注意的傳播事項而進行的小組討論。Graumlich補充說，強調影響力和公眾參與也會幫助學院招募到年輕的研究人員參與到這項任務上來。
為科學家提供科學傳播培訓項目的其他機構包括密歇根大學。該大學在2013年由兩名研究生發起了一個工作坊以及一系列社區活動。康奈爾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幾十年來一直有這樣的項目，而且還有幾十個項目正在涌現出來，其中一些項目處于發展的早期階段。
自制與國際項目
“在這一點上，大部分的培訓都算是自制的，人們在鸚鵡學舌”，John Besley表示，他在研究這個領域，還為位于East Lansing的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廣告和公共關系系的科學家開辦了一個傳播項目。他指出，指導者們并不會都去參加同樣的會議，也不屬于相同的科學社團，所以“沒有人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
一些自制項目從COMPASS或者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AAS，科學·職業之家）的研討會中獲得了靈感。另一個主要參與者是紐約石溪大學的Alan Alda科學傳播中心。該中心的重點是即興創作和傾聽技能，以幫助科學家和工程師更容易相處——這是其創始人、PBS節目《美國科學前沿》的前主持人Alan Alda的一個心愿。該中心主任Laura Lindenfeld表示，該中心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培訓了近10000人。
在國際上，總部設在倫敦的科學媒體中心在英國各地舉辦工作坊，并在德國、加拿大和其他國家發起類似的工作項目。澳大利亞堪培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科學公眾意識中心（CPAS）負責人Joan leach表示，在澳大利亞，大多數大學都有健全的傳播項目。協會與Alan Alda中心以及印度尼西亞、非洲和新西蘭的機構建立了伙伴關系。
那么，如果一個科學家所在機構提供很少或根本不提供傳播方面的支持，他們該怎么辦呢？AAAS媒體門戶網站EurekAlert！的主管人Brian Lin在日本和中國舉辦了傳播工作坊，這些國家剛剛開始在各自的大學建立公共關系辦公室，類似的事情于15年前就已經在美國發生了。他建議研究人員做好準備上傳一篇有熱度的論文，與登載期刊取得聯系以獲得指導。在面臨媒體風暴之前，人們還可以雇傭Alan Alda中心、COMPASS或其他個人的培訓師進行一對一的培訓。
一些科學協會，如美國細胞生物學學會的Newswise也在提供培訓會議以及其他支持。例如，Erin Wirth在華盛頓大學做博士后時，就通過媒體答復了地震災害研究的相關問題。那里的一位新聞官員對Wirth進行了指導，讓她登錄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的網站，在那里她發現了一個類似于COMPASS信息框的工作表。Wirth如今在西雅圖的美國地質調查局。Wirth最初的媒體曝光使她獲得了在附近城鎮的一個公共論壇上發表演講的機會。
科學傳播的科學
Besley指出，培訓項目正越來越多地利用對科學家來說最佳實踐的研究，例如親民化以及講故事的價值。他們正在幫助研究人員明智地利用他們的時間。
為了讓研究人員集中注意力，更多的項目正在鼓勵科學家確定他們的溝通目標以及受眾。之后，科學家們可以選擇一個他們覺得舒服的舉措，比如為The Conversation（The Conversation.com）這種門戶網站之類的渠道寫作，該網站以不同領域的專家為特色，或者自己做播客（podcast）。科學家們也越來越多地開始使用Twitter，尤其是如此一來可以接觸到對他們的研究感興趣的同行。Besley表示：“人們對于實現目標所需要做的事情考慮得越來越周密”。
Hoffman認為，更廣泛的溝通與參與并不是每個人的長項，盡管每個人都可以改善。研究人員需要認真考慮他們在各種談話中的角色——Kelly也有同感，他指出，科學共同體并不會褒揚過度自我推銷的行為。
Hoffman直言，“安分地待在象牙塔中，或者完全跳出來，更多地扮演宣揚者和活動家的角色——在這二者之間有些事情是危險的，我們需要在二者之間找到合適的位置，而我認為，這個位置也總是在變化的”。
構建網絡
COMPASS以及類似項目的直接影響很難追蹤，但其影響范圍是國際性的。2013年，當Maren Wellenreuther還是瑞典隆德大學的博士后時，她依靠Baron的書幫助科學家們構建了一個傳播項目。Wellenreuther對起步的情況知之甚少，但《逃離象牙塔》這本書仍然為這個為期一周的課程提供了指南，它吸引了斯堪的納維亞和北歐的博士生。
Wellenreuther現在就職于新西蘭Nelson植物與食品研究公司，她正在籌劃在傳播王國中的下一步行動。“年輕一代尤其能夠意識到，雖然科學傳播培訓占用了他們的學習時間，但它會給你帶來很大的回報，讓你成為一名更好的科學家”。
在隆德大學，傳播課程是由Daniel Conley共同執教的，他是一位水產科學家，也間接參與了Nancy Baron的網絡。受到Leopold獎學金的啟發，Conley在2011年開始了一項類似的項目，著眼于海洋科學的“織女星學者計劃”（Vega Fellows program）。通過該計劃又將網絡向外擴展了——兩位參與“織女星學者計劃”的學者在從參加該項目返回的列車上進行了磋商，并啟動了“波羅的海之眼”（Baltic Eye）的項目，這是一個與記者聯合，研究影響波羅的海議題的組織。
Conley對許多從事類似工作的科學家的動機作出響應。“我想有所作為”，他表示。
提供刺激
Conley和Wellenreuther都認為隆德大學很支持他們在科學傳播方面的工作。Conley坦言，這種情形要歸因于，瑞典的一些資助機構要求研究人員與更廣泛的社區進行接觸。這些要求催生出致力于世界各地的類似工作。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負責人Fiona Fox表示，在英國，國家提出影響力以及公眾參與的要求，鼓勵了研究機構在科學傳播方面的努力。該中心成立于2002年，部分原因是為了回應公眾對轉基因生物體安全性的誤解。
在美國，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提交的資助提案，要對其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進行評估，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一些資助也包括其對外推廣的因素。例如，Chris Gunter是研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自閉癥中心大額卓越資助項目外部推廣因素的首席研究員，該項目對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的Marcus自閉癥中心提供資金。作為那里的傳播業務總監，她正在計劃舉辦亞特蘭大科學節的活動，包括在媒體上對自閉癥的概況進行討論。此外，她還為中心教師舉辦了一個三小時的媒體培訓講習班。
提供獎勵
盡管許多科學家可能會希望吸引更多的受眾，但他們可能會覺得受到所在機構獎勵制度的束縛。很少機構擁有通過任期或晉升決定來承認或獎勵這種努力的正式制度。
幸運的是，這種狀況正在通過施行一些新舉措而得到改變。例如，梅奧醫學中心（Mayo Clinic）現在將參與社會媒體程度納入其學術發展標準之中。在Hoffman就讀的密歇根大學羅斯商學院，如今的一個叫做“實踐”的年度回顧目錄中，就包含媒體參與這一項。在華盛頓大學環境學院，公眾參與和溝通活動的影響是在“服務”項下進行評估的，“服務”是許多大學用于推廣的條目。
Ryan Kelly今年將籌劃他的任期與晉升計劃。他將重點放在介紹他與媒體和決策者的外聯活動、以及他擔當“公眾評論項目（Public Comment Project）”顧問的角色上面，“公眾評論項目”是一個敦促公眾對擬議的聯邦法規發表評論的門戶網站。他認為，這些活動將會得到積極地看待。
而在華盛頓大學，時任院長Graumlich表示：“作為本學院教職員工的一員，一方面是要成為一名優秀的學者，另一方面則是要去戰略性地將學術成果以具有影響力的方式分享出去，這不是像蛋糕上的奶油裱花那樣用作裝飾的，這是我們正在改變的科學文化”。■
Charlotte Schubert是圍繞西雅圖專題的自由撰稿人。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18年1月25日《科學》雜志”。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mag.org/features/2018/01/do-i-make-myself-clear-media-training-scientists。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19年6月刊 科學·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