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很多科學家終其一生都在等待著他們的某個科學預測能得到證實，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往往是他們一生中最值得慶賀的時刻。然而，對于研究瀕危物種的保護科學家而言，一旦得知自己的預測成真，那將會是極其沉重的一擊。
眼下，班戈大學的環境保護生物學家Alec Moore正在經歷著這一切。
2016年，Moore參加了一個以鋸鰩為主題的研討會，當時鋸鰩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瀕危的海洋魚類。然而，他的演講卻將焦點集中在一種正在面臨新威脅的類似的魚類上——犁頭鰩。
Moore在演講中指出，當時已知的55種犁頭鰩中有幾種正面臨著滅絕的危險。然后，他呼吁對犁頭鰩采取“全面而協調的行動”，這些行動可以與當時的鋸鰩保護工作結合起來進行。
“雖然目前正在對鋸鰩進行大量的保護工作，但我們必須承認，在采取廣泛的措施使鋸鰩免于滅絕之前，保護工作已經到了一個絕對關鍵的時刻，”Moore在演講中如是說。“我想強調的是，如果我們現在不采取行動，犁頭鰩很快也會面臨類似的情況，至少現在仍然來得及。”
就在今年7月，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公布了一份更新版的《瀕危物種紅色名錄》，超過7000個物種被列入名錄。正如Moore所擔心的那樣，情況確實變得更糟了：6種及達尖犁頭鰩和10種龍紋鲼已經取代鋸鰩，成為世界上最瀕危的海洋魚類。在這16個物種中，有15個被評估為“極度瀕危”。
“龍紋鲼和及達尖犁頭鰩面臨著極高的風險，”查爾斯·達爾文大學的高級研究員Peter Kyne指出。“它們被評估為極危類別，這意味著這些物種離滅絕只有一步之遙。”
研究該物種的海洋保護生物學家將這類鰩魚命名為“犀牛鰩魚”，這是對陸地上的動物保護典范的影射。而且，從這個新名字上還可以知曉該鰩魚有著大而有趣的鼻子這一特征。
危機重重
這些鯊魚狀的鰩魚生活在靠近海岸的熱帶淺水區的海底。其中一些鰩魚甚至游遍了整個印度—太平洋區域，而另一些則有著更為有限的活動范圍。
“人們只知道一個地方有這種鰩魚，那就是毛里塔尼亞的阿爾金巖石礁國家公園，”Kyne說。“小丑龍紋鲼僅能從新加坡和印尼爪哇島的魚市中找到，所以對于它們的實際活動范圍和棲息地，人們知之甚少。”此外，這些動物的許多生物學細節目前也不為人所知。
而我們僅僅知道的是，它們幾乎都處于危險之中。
“綜合多種因素可以發現它們的高滅絕風險，”Kyne解釋道。這些因素包括它們的繁殖速度緩慢，在淺水區生活以及它們作為目標物種和副漁獲物在漁業中的捕撈情況。
毫無疑問，人類對魚翅湯的需求是導致海洋中鯊魚數量不斷減少的驅動因素之一。
垂涎于及達尖犁頭鰩頭部凝膠狀部分的獨特口感，一種叫做“龍魚”的美味佳肴在亞洲部分地區（特別是新加坡）越來越受歡迎，這種菜就是把它們的頭煮到足夠軟以供食用；而龍紋鲼巨大的背鰭和尾鰭可入湯食用。
此外，由于生活在海岸附近，往往讓這些物種更容易被過度捕撈。據皮尤慈善基金會（PEW）數據，全球每年約有6300萬~2.73億條鯊魚死于商業捕撈，其中一些品種正逐漸走向滅絕。
亡羊補牢
隨著對這些威脅的理解日益深入，如今世界各國政府開始采取措施，積極應對。
8月17日~28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簡稱CITES公約）第18次締約方會議（CoP18）在瑞士日內瓦召開。來自全球169個締約方政府代表團、200多個國際組織及新聞媒體共約1700余名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
此次會議的重點是監管瀕危物種的國際貿易。經過為期數十天的會議，又一批新物種被列入公約中的限制貿易目錄中。其中包括18種瀕危的鯊魚和鰩魚新增進入CITES公約附錄Ⅱ，被限制貿易。新增的保護物種包括2種灰鯖鯊、6種及達尖犁頭鰩和10種龍紋鲼。
由于長期被過度捕撈，灰鯖鯊幾乎已從地中海完全消失，在大西洋、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數量也不斷減少。而及達尖犁頭鰩和龍紋鲼因過度捕撈在過去三四十年間數量下降超過80%。
管制著33000多種動植物的CITES公約，設有多層保護，稱為附錄。將一個物種列入CITES公約的附錄（稱為“名錄”），可以引發或激勵相關保護行動。該附錄一分為三，附錄Ⅰ為若再進行國際貿易會導致滅絕的動植物，明確規定禁止其國際性的交易；附錄Ⅱ為目前無滅絕危機，但必須管制其國際貿易的物種；附錄Ⅲ是各國視其國內需要，區域性管制國際貿易的物種。
此次，這18種鯊魚和鰩魚進入附錄Ⅱ，則意味著各國若希望對它們進行貿易，必須提供報告證明貿易不會損害這些物種的可持續生存。同時對這18種鯊魚與鰩魚的國際貿易管制會加強，相關貿易將會減少并為執法提供依據。
據野生動植物保護協會鯊魚和鰩魚項目副主任Luke Warwick介紹，大多數受CITES公約保護的鯊魚和鰩魚，實際上90%的物種都列入其附錄II中。雖然它不能提供充分的保護，不過的確“推動了各國采取可持續的漁業管理措施”。
盡管列入CITES公約附錄只是保護這些物種的一個開始，“但它確實是對這些新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評估進行補充的重要一步。”Warwick表示。“這是政府采取行動的一大動力。通過將政策驅動因素納入該科學領域，在這些動物永遠消失之前，促進全球各國有序行動起來，在立法層面和水資源方面盡快走出‘第一步’。”
遠遠不夠
作為規范野生生物貿易、打擊非法瀕危物種販賣的重要國際公約，CITES公約通過對野生動植物出口與進口限制，確保野生動植物的國際交易行為不會危害到物種本身的延續。
CITES公約的確是保護瀕危物種的有力工具，但其也有局限性。
“CITES公約只涉及國際貿易，及達尖犁頭鰩和龍紋鲼在國內同樣被大肆捕撈、交易和利用，”Kyne坦言。“為了保護這些物種并給予其種群數量得以恢復的環境，將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他看來，國家一級的物種保護和捕撈禁令將是首要任務。“海洋保護區也可能發揮作用，但我們對種群之間的連通性及其活動模式尚不清楚。”
此外，他還指出，與任何瀕危物種一樣，“保護和管理將取決于有效的執法，這對可能缺乏能力與資源、處于熱帶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一個挑戰，在這些國家中，管理需要與糧食安全和當地生計保持平衡。”
不少專家表示，《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對犀牛鰩魚的新評估是一個敦促行動的緊急呼吁：如果要避免一種迷人的魚類滅絕，我們必須立即采取行動保護它們。雖然CITES公約附錄II的名錄無法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但它畢竟是一個重要的步驟。希望參與CITES公約大會的各界政府代表能做出正確的選擇，保護這些海洋中的犀牛，以免它們永遠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