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千百年來，中國人對神秘浩瀚宇宙的渴望和夢想從未停止。
歷史會銘記這一天——1970年4月24日，中國研制并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它記錄了中國“飛天夢”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同時拉開了中國進軍太空的序幕。
此后，幾代中國科研工作者披荊斬棘，用雄心跨越夢想與現實，用膽識開啟了中國人探索空間的征程。“長征”“神舟”“嫦娥”“天宮”……在見證中國空間科學不斷刷新太空探索新高度的同時，也讓中國“飛天夢”的實現更加鏗鏘有力。
然而，從夢想到現實的每一點進步，都鐫刻著無數熠熠閃光的名字：錢學森、趙九章、錢驥、王大珩、郭永懷、王希季、胡其正、孫家棟……
一個個擲地有聲的名字后面，是用一種刻苦鉆研的科研精神、細致認真的工作態度、精益求精的操作標準、開拓進取的創新理念以及高度凝聚的團隊協作，將深厚博大的科學精神薪火相傳，歷久彌新。
與祖國共命運
早在新中國剛成立之時，國家還處于“一窮二白”的狀態。一方面全國多地遭受著惡劣自然災害的侵襲，另一方面中蘇關系惡化、蘇聯公開撕毀合同、撤走專家，讓中國在科技領域的發展變得極為困難。
在中國的歷史上，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訓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人們的心中。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渴望科技的進步，國家的強盛。
為了獨立自主研制“兩彈一星”，大批優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許多在國外已經有杰出成就的科學家，懷著對新中國的滿腔熱愛，響應黨和國家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一神圣而偉大的事業中來。
歷經曲折，艱難回國的錢學森，面對百廢待興的祖國，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的火箭、導彈和空間科學事業中，夜以繼日，連續奮斗了30多年。
在周恩來總理和聶榮臻元帥的直接關懷和領導下，錢學森親自點將聘賢，率領千軍萬馬，從零開始，逐步實現了近程、中程、洲際、空防、海防、巡航導彈和各類衛星飛船的研制、試驗和生產，形成了百萬尖端產業大軍。
正是錢學森心系國家民族命運，以及改變國家面貌的決心和使命感，最終使中國在短暫的30年中，由貧弱落后躍入世界強國之林，不僅建立了鞏固的現代戰略防御和空防、海防體系，而且由導彈武器派生的運載火箭還為空間科學開辟了道路。
談及這段不平凡的歷史，錢學森淡然地說，“這種大事業，一兩個人是無法完成的，一切成就歸功于黨，歸功于集體，我恰逢其時，做了應做的事。”
在多位對“東方紅一號”衛星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中，趙九章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
由于深知人造衛星對國防、國民經濟以及科學探索的重要性，時任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長的趙九章曾兩度上書中央，建議開展中國的人造衛星研究，得到了黨中央的重視。此后，研制人造地球衛星便成為他一生奮斗的目標。
在研制人造地球衛星的過程中，趙九章提出了“中國發展人造衛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等重要建議，領導開創了利用氣象火箭和探空火箭進行高空探測的研究，探索了衛星發展方向，籌建了環境模擬實驗室，開展遙測、跟蹤技術研究，組建了空間科學技術隊伍。
與此同時，他根據國內運載工具的發展提出了開展人造地球衛星研究工作的建議，在中國衛星系列發展規劃和具體探測方案的制定，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返回式衛星等總體方案的確定和關鍵技術的研制等諸方面做出突出貢獻。
當趙九章帶領科技人員全力以赴投入衛星研制試驗工作， “東方紅一號”衛星有望提前上天的時候，“文革” 的大火燒進了中科院，他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即使這樣，他仍十分關心衛星的研制進度。
1970 年4 月24 日，“東方紅一號” 衛星發射成功，全國人民都從收音機里聽到了來自衛星上的樂章——《東方紅》，而趙九章卻沒能聽見，也無法親眼看到凝聚自已多年心血而獲得的成果以及該成果在國際上產生的影響。
然而，祖國不會忘記，人民更不會忘記這些為國家強盛立下卓越功勛的人。1999 年9 月，趙九章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一切為了祖國，一切為了成功。”
在中國空間科學的發展道路上， 千千萬萬志存高遠的青年人，就這樣滿懷赤誠地加入了隊伍，把個人理想與祖國命運聯系在一起，把個人選擇與國家需要聯系在一起，自主創新，一步一個腳印創造出累累碩果。
執著奉獻 科學報國
談到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名字，那就是錢驥。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錢驥投入空間科學事業的創建工作。
上世紀60年代，錢驥協助趙九章領導地球物理所二部工作，著手落實探空火箭研制工作。組織了箭頭總體、遙測、雷達跟蹤、天線、電源和環境模擬等探空技術的研制隊伍；組織空間探測儀器的研制。他主持研制成功了探空火箭箭頭，多次探測試驗成功。探測項目不斷增加，探空高度不斷上升，探空技術逐步成熟。
1965年9月中國科學院開始組建人造衛星設計院，錢驥被任命為技術負責人。組織領導總體組全面開展“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總體方案設計和分系統技術設計工作，擬定各分系統設計指標。他還率領總體組到各研究單位進行協調，安排落實了近200個預研和試制項目，組織了衛星研制全國協作網。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錢驥在研究人造衛星的應用前景時，就提出人造衛星可對地球進行遠距離拍照，然后攜帶膠片返回地球。1965 年初，在編寫人造衛星規劃草案時，錢驥從技術途徑、發展戰略等因素考慮，曾多次建議將返回衛星列入規劃，還應作為重要發展的項目。
1976年錢驥負責組織返回衛星總裝和發射試驗工作，衛星安全返回，達到任務書要求，圓滿成功。
新中國的成立吸引了眾多漂洋渡海負笈留學的學子們的目光，王大珩就是其中之一。1948年，王大珩放棄了在英國優越的條件，義無反顧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1951年，中國科學院邀聘王大珩去北京籌建儀器研制機構。1952年中國科學院儀器館在長春成立。后來于1956年改名為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他被任命為館長、所長。
1965年，王大珩被任命為衛星地面設備組組長、衛星總體設計組副組長，參與了人造地球衛星的總體設計方案的工作。
1983年，王大珩從長春轉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工作，兼任中國科學院空間中心主任，后任名譽主任。1986年他被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且在該組織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中科院，王大珩組織建立了強激光聯合實驗室，使我國成為擁有該類設備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1989年，他又與王淦昌等幾位核專家向國家提出開展我國激光核聚變研究的建議且取得一批成果。
1995年，我國的空間微波遙感事業剛剛起步，還沒有一臺星載的微波遙感儀器�？臻g中心要研制的多模態微波遙感器肩負著我國第一部星載微波遙感設備的重任。王大珩在評審會上多次深刻闡述微波遙感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積極支持我國空間微波遙感的發展。他用自己多年來在空間光學遙感方面的經驗，為研制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和建議。
2000年，我國第一顆真正意義上的空間科學計劃——地球空間雙星探測計劃開始論證。王大珩任科學目標和有效載荷論證評審組組長，在評審會上他積極呼吁國家支持空間科學項目的立項，深刻闡述了空間科學衛星計劃對國家基礎科學和航天技術發展的戰略意義，為雙星計劃最后的立項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此時他的視力已經不好，看文件需要用放大鏡，后來發展到要用一臺專用的掃描儀在計算機屏幕上顯示成極大的字才可以閱讀。但他仍然認真閱讀相關資料，并親自起草成立國家空間科學專門機構、發射我國空間科學系列衛星的建議書。
1999年，錢驥、王大珩獲得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的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砥礪奮進，書寫華章。在中國空間科學事業的發展過程中，一代代科學家把對祖國和事業的忠誠寫在浩瀚無垠的太空，他們用堅守、奉獻、創新、開拓實現了對祖國的承諾。
回首過往，中國的空間科學事業始終秉承自力更生的信念，從一個里程碑走向另一個里程碑。然而無論世事如何變幻，流淌在空間科技工作者血液里那種無形卻擁有無窮力量的精神將一直引領、支撐著新一代空間科學人繼續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