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世界都在討論男女平等時，科學界亦是如此。
然而，性別歧視在科學界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過去幾十年，科學界的女性仍然難以撐起“半邊天”，無論是在大學還是研究機構，女性教授所占的比例遠遠低于男性，女性科研人員依然面對著待遇較低、升職機會較少、獲得基金的機會和數額較小等問題。
當然，這是全球普遍存在的問題。就享譽世界的諾貝爾獎來說，根據官方統計，從1901年獎項設立到2016年，諾貝爾獎各類獎項共計頒發了579次，累計獲獎人次911（其中少數個人與機構獲獎不止一次），實際共有881人以及23個組織獲獎。
其中，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獎人數最多，共211人，其中僅有12位女性得主；在117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中，僅有4位女性；而在203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只有2位女性——分別是1903年的瑪麗·居里和1963年的瑪麗亞·格佩特·邁耶。
115年間，全世界共產生了18位女性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僅占諾貝爾科學類獎總數的3.4%，杰出女性科學家可謂科學界的“稀有物種”。
而回顧歷史，那些公開歧視女性的行徑總讓人倍感心痛。在1969年之前，美國一些最好的研究型大學并不招收女學生，同工同酬法案直到1963年才獲得通過；英國在7年后獲批，而歐洲其他地方則是在幾十年后；1990年，在瑞士某地，投票甚至還只對男性開放……
而今，性別歧視的現狀并未得到好轉，對于女性科學家來說，時下仍是不公平的年代。來自美國加州圣迭戈的索爾克生物研究所的兩位女性科學家的遭遇就證實了這一切。
對簿公堂
今年62歲的Katherine Jones是一位轉錄延伸（控制艾滋病病毒和癌癥基因表達過程）專家，從1986年起她就在索爾克工作。64歲的Vicki Lundblad則是一位在端粒生物學領域聲名鵲起的細胞生物學家，從2003年起在索爾克工作至今。
兩人均為終身教授，而在索爾克，擁有類似職位的女性科學家僅有5位，男性終身教授則有28位。
近日，作為原告，Jones和Lundblad將其雇主索爾克告上法庭，指控索爾克存在普遍而長期的性別歧視。她們指稱，索爾克的管理機構多年來一直貶低她們的工作，將她們排除在資助之外，向她們施壓以縮小實驗室，蔑視她們的研究，并阻止她們獲得豐厚資助。
這些行為造成了實驗室不斷縮小、效率降低和資金減少的“惡性循環”，Jones在訴訟中表示。同時她還指出，索爾克領導人用女性教職員工和科學家作為“捐贈者誘餌”，將她們的照片印在郵寄廣告上派送給潛在的捐贈者，“以此看起來像是索爾克認識到了保留女科學家、晉升女科學家和平等支付女科學家的重要性”。
Lundblad特別提到了一個例子。她本人、Jones和索爾克的另一位女性終身教授都在基因組學領域從事研究，然而她們3人都沒有收到一份價值4200萬美元的資助；令人費解的是，11個由男性教員運行的實驗室卻收到了大部分的資助。
在訴訟中，兩位原告還指出，索爾克的招聘和薪酬制度是不透明的，這使女性處于不利地位。Jones表示，自1999年以來，索爾克沒有將一位女性從副教授的職位提升到全職教授的職位。“索爾克被‘老男孩俱樂部’文化主宰，給索爾克的終身女教授造成了敵意的工作環境。”Lundblad在其起訴中說道。
不僅如此，Lundblad還坦承：“即便是新任命的索爾克所長、世界上最有成就的科學家之一Elizabeth Blackburn博士也并未豁免……指責性的評論，很多高級男教員對其作為索爾克所長的能力制作誹謗性的言論。”
事件一出，立刻引起社會媒體的廣泛關注，并遭到了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著名生物學家的譴責。“一個機構以這種方式對待自己的杰出教師，這樣的事實非常令人不安。”麻省理工學院生物學教授Nancy Hopkins坦言。
Hopkins是一位長期在科學領域爭取女性權益的抗爭者。上世紀90年代末，Hopkins認為她及其他的女性遭受到了麻省理工學院的技術性性別歧視。她的抗議促成了專門關注這項議題的專門委員會的成立，也正因為她的堅持不懈，不平等的狀況逐年得到了改善。
各執一詞
面對指控，索爾克的現任所長、同樣身為女性的Elizabeth Blackburn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她對被廣受尊重的索爾克受到性別歧視的指控感到很難過。“我永遠不會主持一個以公開或者其他方式寬恕女性科學家邊緣化的研究所。”
坐落于太平洋海濱園區的索爾克是由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癥）疫苗先驅Jonas Salk在57年前創立的，目前擁有600多名科研人員。2015年，該所將1.17億美元用于支持包括衰老、癌癥和腦科學等領域的研究。發現染色體終端分子特性及共同發現端粒酶的諾獎得主Blackburn于2016年1月正式成為索爾克的新任領袖。
性別歧視訴訟事件的發生已經引發了公共關系的崩潰，并可能因此威脅到捐贈者以及研究所對新研究人員的吸引力。因此，索爾克迅速作出回應。
研究所“為每位科學家都投入了數百萬美元”，索爾克在聲明中表示，但是“嚴格地分析”顯示，“在產生高質量的研究和吸引”資助方面，她們都表現得不夠好。在過去的十年中，沒有在《細胞》《自然》或者《科學》上發表過文章。
Lundblad的薪水“遠高于索爾克全職教授（25萬美元）的中間值……然而她的表現一直保持在低于其同事的水平”，該研究所寫道。盡管Jones“長期保持在低于其同事的水平”，但是其薪水卻與頂尖大學的薪水“一致”。
在發表聲明的同時，索爾克拒絕公開其分析，也拒絕發布一份2003年由一個內部小組（包括Jones在內）撰寫的有關索爾克女性教職員工狀況的報告，以及2016年由Jones和另外一位女性終身教授、癌癥生物學家Beverly Emerson撰寫的有關同一主題的“白皮書”。
索爾克的聲明激怒了一些為Jones和Lundblad辯護的科學家。“（索爾克）決定在公開場合對這些科學家進行個人批評，我感到非常驚訝。”Lundblad長期以來的同事、哈佛醫學院遺傳學家Steve Elledge表示。
在Elledge看來，Lundblad的科學工作是“杰出的”。他和其他人認為，在著名學術期刊發表文章是衡量科學成功的一個有缺陷的指標。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進化生物學家Jonathan Eisen甚至將索爾克的科學標準斥為“可悲”。
索爾克關于Lundblad的言論是一個“性格污蔑”，位于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端粒生物學家Carol Greider在推特中寫道。Lundblad是“該領域的頂尖領導人之一”“并不是低于其他什么的水平”，Greider肯定地說。
華盛頓大學細胞生物學家Alexey Merz還略帶諷刺意味地在推特中推送了一條“推動Lundblad入選國家科學院”的鏈接，發送至索爾克的新聞發布。
“Jones就像一個二等科學家，這個觀點絕對是錯誤的。”諾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生物學家Phillip Sharp表示。她是“一位非常有成就、具有深度思維、高度嚴謹的科學家，而不是胡說八道的研究科學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生物學家、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前任所長Robert Tjian補充道。
任重道遠
在學術界，人們往往認為“時間可以自然修復一切”，女性科學家的地位最終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而然得到提高。然而，如果連關注都沒有，改變就永遠不會發生。
因此，這個訴訟是“完全合適的”，Emerson說。她自己的經歷、Jones和Lundblad的那些經歷以及無偏見的數據顯示，“索爾克對于高級女教職員工的情況在許多層面上都是冷酷的，即便對于最強壯的人而言，其結果也會導致慢性死亡”。
在訴訟中，Jones曾指出，2016年初，她和Lundblad、Emerson一起與Blackburn有過幾次會面，共同探討過性別歧視的問題。“從那時起，索爾克繼續其歧視行為。”她在訴訟中如是說。
之所以索爾克在性別歧視上沒有發生任何改變，Emerson認為，“在處理其他存在已久的問題之前，Blackburn所長首先想要穩定研究所的財政。可是這些問題幾十年來一直在不斷惡化。”
在Hopkins看來，索爾克此次的爭議讓她產生了似曾相識之感。當前的指控“是20年前我們做麻省理工學院的報告時女性所經歷的事情”。
那么，在科學界，男女平等究竟何時才能實現呢？對此，美國《科學》雜志曾刊登文章給出了答案。文章稱，要想看到在科學與工程領域中男女各半的現象，至少還要再等100年。這一結論雖然令人震驚，但似乎不無道理。
在攀登科學高峰的征途上，女性的確存在著來自生理、家庭和社會的諸多藩籬。與男性相比，女性比男性面臨更多的艱難險阻，也需要更多的毅力和堅持。然而這樣的局面并非牢不可破，終究需要全社會和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畢竟，科學事業不僅是“他們”的，同樣也是“她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