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發展、環境變化、工作節奏生活習慣的改變，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一些威脅健康的疾病也正在慢慢向中國人靠近。特別是胃癌的發病率，中國已居世界首位。那么近年來我國胃癌發病趨勢有哪些變化？胃癌防治的關鍵是什么？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在胃癌早期預防上有哪些特點？為什么中國人的胃健康問題只能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
為此，《科學新聞》采訪了北京協和醫院消化內科副主任、主任醫師，中國醫師協會消化醫師分會副會長李景南教授，請他就中國人的胃健康問題進行深入剖析。
我國胃癌三大趨勢
要分析我國的胃癌問題，首先要看我國胃癌發病率在空間與時間維度上在世界所占的比例。“現在世界幾乎一半的胃癌新發病例在中國。”談到我國胃癌發病情況，李景南特別強調，從胃癌發病率的地域分布來看，我國是胃癌的高發區，包括東亞的日本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也是胃癌高發區。而從腫瘤的病史來看，歐美國家一直以結腸癌為主，我國一直是胃癌發病率高于結腸癌，這可能與飲食習慣和地域差異有關。
現階段我國胃癌發病呈現三個主要趨勢：一是我國胃癌發病呈逐年升高趨勢，二是我國胃癌患者人數眾多，三是我國胃癌發病率居國際首位。
為什么我國胃癌發病率如此之高呢？在李景南看來，胃癌的發生是多因素多環節造成的，不是單一因素就能起作用的。在導致胃癌發病的因素中既有家族遺傳這樣的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
“吃腌制的食品、高鹽的食品、不新鮮的食品、加之水質污染，都是胃癌高危因素。”李景南告訴記者，后天因素首先是飲食習慣。應該看到，近年來，隨著衛生條件的改善與提高，我國胃癌發病率與其他消化道腫瘤比如結腸癌相比，在發病率增長趨勢上沒有那么快。也從一個角度證明了飲食衛生與胃癌發病的相關性。
第二個胃癌高危因素是幽門螺桿菌感染。幽門螺桿菌是消化性潰瘍、慢性胃炎和胃癌的主要致病原因，被國際癌癥研究機構劃歸為I類致癌物質，其在我國的感染率已達到全國總人口的50%左右�？梢哉f，正是這些原因導致我國胃癌高發。
胃鏡是胃癌篩查的關鍵手段
由于胃癌已成為我國發病率較高的癌癥之一，如果能預防胃癌發生或者在胃癌萌芽階段提早發現，將會大大減少家庭和社會的負擔。
“早發現的關鍵是要在健康人群中進行胃癌篩查。”李景南告訴記者，與其他癌癥相似，胃癌早期在臨床上的表現往往只是胃脹、胃灼熱、反酸、打嗝、惡心等，缺乏具有辨識度的特異性癥狀。在沒有特異癥狀時做篩查，目前有兩個手段，一是血液的檢查，即通過檢測胃蛋白酶原、胃蛋白酶素、腫瘤標志物來篩查，但是這些指標都非常不特異，都是基于晚期胃癌的臨床特征發現的，其次這些指標都是局限在實驗室的研究，它針對的是細胞學、胃癌組織的研究，真正能應用到臨床上提示胃癌的指標還比較缺乏。目前唯一能用的就是胃蛋白酶原，而這一指標也主要是檢測有沒有萎縮，并不是檢測腫瘤的。
“胃癌篩查的真正主要的技術手段還是胃鏡。”在李景南看來，因為篩查的最直接辦法是對胃黏膜進行觀察。通過觀察胃黏膜有無紅腫、糜爛、出血、潰瘍，可以直接判斷胃內病變情況。而胃鏡是實現直接觀察的主要手段。
針對檢測幽門螺桿菌可否替代胃鏡檢查的問題，李景南明確的給出答案：“有些人認為既然幽門螺桿菌是胃癌的高危因素，那么判斷是否有胃癌，只要檢測幽門螺桿菌是否感染即可，不需要去做胃鏡。這種觀點是不對的。”
檢測幽門螺桿菌感染指標與胃鏡檢查是兩回事，它們不能互相取代。查出幽門螺桿菌只說明可能有幽門螺桿菌感染，至于幽門螺桿菌感染是導致胃炎，還是導致腫瘤，不做胃鏡是看不出來的。所以胃鏡是用來檢測胃內有什么病變的，檢測幽門螺桿菌只表示有沒有細菌感染，這兩個不能劃等號。幽門螺桿菌檢測也取代不了胃鏡檢查。
李景南還特別談到同樣是消化道腫瘤結腸癌發病率在美國大幅降低事例。美國通過30多年的結腸癌篩查，使結腸癌發病率呈下降趨勢。而篩查的主要手段就是通過做腸鏡檢查，發現息肉及時切掉，對結腸癌起到了很好的預防效果。這也進一步說明胃腸鏡檢查是預防消化道腫瘤發生的重要手段。
他山之石不可照搬
既然胃鏡檢查在胃癌篩查中如此重要，我們可不可以像美國全民篩查結腸癌那樣在國民中推廣胃鏡檢查，是否就可以降低胃癌發病率了呢？這看似簡單的方法必須考慮中國國情。
李景南指出，通過胃鏡對胃癌進行早期篩查受到三方面因素限制。
一是國民的接受程度。“它不像抽血、做B超，人們接受程度相對高一些，畢竟胃鏡檢查對受檢者來說有一定的痛苦，沒有癥狀的人群對胃鏡檢查多有抵觸情緒。”
二是受到人力的制約。要培養一個能做胃鏡檢查的�？漆t生至少需要大學5年、住院醫生規培3年、�？埔幣�3年，共11年時間，即使這樣，也只是剛剛能做胃鏡，如果達到熟練的程度，還需要很多年的實踐。消化�？漆t生的短缺導致目前針對病人的胃鏡診斷都無法及時完成，如果胃鏡檢查覆蓋所有沒有癥狀的人群，顯然難以實現。
三是受到財力限制。美國的結腸癌篩查是由國家層面組織主導的，要求50歲以上的公民必須做結腸鏡檢查，這一檢查費用由國家買單，甚至連異地做檢查需要的交通費都由國家報銷。1915年，日本制定了《京都共識》，要求14歲以上的日本公民每年都要檢查幽門螺桿菌。由于日本幽門螺桿菌感染率不像中國這么高，所以這種篩查方法日本可以實現。“如果中國也按照美國、日本的標準做相應的篩查，根據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篩查所需經費恐怕是巨大數字。”李景南說。
此外，歐美等國在消化道腫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結腸癌的預防和篩查上，由于歐洲和美國胃癌發病率非常低，所以指望照搬歐美發達國家的胃癌防治方法是不現實的。
中國的胃癌難題靠中國人自己解決
雖然胃鏡普查是胃癌早期篩查最好的辦法，但受制于財力、人力、國人接受程度，還遠遠做不到。目前，國內還沒有做大規模胃癌篩查的項目，只有天津、上海做過地區性的結腸癌篩查。此外，一些醫院對于胃癌的統計只是針對到醫院看病的患病率統計，而不是發病率統計，代表不了一個地區的胃癌發病率情況，只能表示到醫院消化科看病的病人中胃癌患者的比率。因為發病率是指普通人群中胃癌的發病比率。
可見，無論在胃癌篩查的意識方面，還是胃癌篩查的方法手段方面，我國都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就要根據我國國情，中國人胃癌發病特點，并結合先進科技手段探索出一條中國人自己的胃癌預防之路。
在李景南看來，針對我國人口基數大，國人對胃鏡檢查接受程度低的現狀，可以先從對高危人群篩查做起。首先要確定高危人群，目前對于胃癌高危人群的判斷，我們更多是靠臨床感覺，還拿不出具體數據。
“我們可通過研究相關文獻資料，從中找出與胃癌發病相關的因素，比如吸煙、喝酒、吃腌制食品等生活習慣與胃癌發病率的關系。在此基礎上找出幾個高危因素，并根據流行病學統計學的方法建立高危人群調查問卷，制定出基于問卷調查發現高危人群，針對高危人群胃鏡檢查的序貫篩查方案，再將篩查方案到人群中驗證（比如對1萬人進行問卷調查，并做胃鏡檢查，驗證其準確性和有效性）。如果通過驗證確實高危人群胃癌發病率高，低危人群胃癌發病率低，這才能證明這個方案是有效的，可以通過這一方法確定高危人群并展開篩查。”針對胃癌高危人群篩查，李景南給出了詳細建議。
當然，這個數據需要多中心多團隊配合反反復復調查驗證才能得出，這個工作也必須由國家層面主導組織，只靠個人或一個醫院是無法組織這一調查驗證的。
同時，由于任何胃癌篩查手段都繞不開內鏡檢查，就要在技術手段上開發創新，用新型胃鏡彌補常規胃鏡的不足。“比如磁控膠囊胃鏡具備痛苦小的特點、對于老年人、兒童、以及由于某些原因不適合做常規胃鏡的人群來說就是較好的檢查手段。”李景南告訴記者。
此外，中國人針對胃癌的防治意識，在城鄉之間、不同受教育水平人群之間差距顯著。這就要求加大對胃癌防治特別是胃癌早期篩查的科學知識普及，讓更多的國人了解胃癌早期篩查對健康與家庭和社會的意義，了解胃癌早期篩查的技術手段種類，從而提高胃癌早期篩查率。
相信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醫療技術的進步、國人健康意識的提高，我國胃癌早期篩查一定會覆蓋更廣泛的人群，我國胃癌預防水平一定會邁上新的臺階，中國人的胃健康問題一定會獲得圓滿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