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科學傳播正在面臨嚴峻的挑戰。
普通民眾有意愿也有權利了解新的探索發現，以及這些探索發現將如何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因此，他們依賴于科學傳播所帶來的信息。
然而，科學類的話題往往紛繁復雜，而且很難以簡單易懂的方式對非專業人士進行轉述。同時，它們也有可能受到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影響和推動。
如何在科學“名利場”中撥開迷霧，重獲公眾信任，成為新時期科學傳播所要研究的焦點。
信任危機
隨著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越來越受到重視，科學傳播也隨之興起。它將深奧嚴謹的科學知識與技術進展翻譯成公眾可以接受的、通俗易懂的內容，讓來自不同知識背景的民眾都能欣賞到科學的魅力。
因此，最初的科學傳播更為純粹，他們是由一批專業人士對科學內容進行翻譯，他們最主要的目的是普及通識教育，提升公民科學素養，服務于公眾利益。因此，公眾對于這些科學傳播的推廣普及者也給予了相當的信任。
然而，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純粹與信任已不復存在。
一項2016年發表于《科學傳播期刊》的研究表示，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科學傳播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產業。它不再只是幾名多產的科學家與科學記者出于善意的活動，更不用說向感興趣的公眾推廣最新研究進展及其對社會的廣泛意義的專業普及者。
相反，科學傳播已經成為了諸多利益相關者爭奪眼球以及界定權的角斗場。“科學傳播”一詞的火熱，甚至讓這個詞語本身的定義也陷入沖突。
這篇由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社會學、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政策研究榮譽教授Peter Weingart和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學科學傳播博士后研究員Lars Guenther共同撰寫的論文《科學傳播與信任問題》表示，該領域所用到的工具包括從科學新聞，通過社交媒體的機構傳播，公共關系與營銷，到城市和國家（在市場營銷和大型活動管理公司幫助下）組織舉辦的博物館展覽、科學活動，再到科學中心、科學咖啡館、科學沙龍、科學博客等等。甚至是為決策制定提供的科學建議，現在都被重塑為科學傳播。
的確，從全球氣候變暖、轉基因作物，到干細胞、核能、大氣污染治理，隨著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產業發展、工作機會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依賴于循證決策和科學研究的支撐，科學傳播本身的內涵也在不斷擴展，牽扯更多的利益相關者。
因此，人們不得不思考，如今科學傳播中的主角是誰？他們有什么具體的利益導向？在科學傳播中應該相信哪種媒介或信息來源？
名利角斗場
在美國，20世紀50年代，推動公眾對科學計劃認知的決定性力量是美國政府的利益。美國政府想要獲得公眾對美國宇航局“登月計劃”的支持，同時吸引年輕學生加入數學和工程專業的隊伍，以縮小與前蘇聯之間的明顯差距。
自那以后，政府和政治家開始成為科學傳播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其目的卻開始變得越來越多樣化。除了試圖引起公眾的科學興趣，希望能夠讓公眾接受某些頗具爭議的技術項目之外，他們也希望能夠確保某個遠離公眾視線的政策領域擁有合理的經費開支。
有些科技部門擁有相對寬裕的經費，他們就會打著“科學傳播”的標簽，雇傭會展公司精心籌備一場活動，如德國的“納米卡車（Nano-Truck）”等。“這些活動中有教育的成分，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明顯是在有政治動機地宣傳科學傳播。”Weingart和Guenther在研究中指出。
隨著政府開始轉向“新公共管理”，并且從對科學組織的微觀管理中撤出來，政府在科學傳播上的參與再一次發生轉變。由于“公共問責制”的義務，高校和研究中心被要求證明科研經費的合理性、科研產出的質量，以及納稅人資金的使用效率。
“現在，科學要在公眾面前展示自己，這成了必要的要求，而且被簡單地認為是毫無疑問的，是理所當然的。幾乎任何形式和數量的對外傳播都被認為是有用的，而且本身是滿足人們期望的——的確，它通常已經被當作是學術活動中真正的一部分。”Frank Marcinkowski和Matthias Kohring在2014年發表的《科學傳播變化的基本原理：科學自主性的挑戰》一文中寫道。
然而，這種公共問責制的義務逐漸演變為對公眾注意力的爭奪，讓不少組織機構開始動用公關專家和宣傳處，向未經分化的公眾群體進行“強推”的傳播模式。
固然，采用“公關攻勢”，一部分是由于有些科學家不想花時間進行科學傳播，而公關人員也可以利用自身專業的知識技能進行對外傳播。“但這種傳播必然會將科學信息與機構的宣傳合并在一起，因為它的主要動機是達到良好的形象、品牌塑造和市場營銷效果。”Weingart和Guenther指出。
在有些研究機構，所有的對外傳播都是被宣傳處和公關部門所把控的。這至少代表了兩種含意：他們認為科學家沒有能力進行恰當的公共傳播；他們認為公關是最好的科學傳播形式。如果這種模式成為通用模式，那就意味著公關專家正在從科學家手中接管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因為公眾被認為只能接受公關的宣傳。
與此同時，隨著科學家開始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到科學傳播中，有些科學家也在頻繁“出鏡”中意識到，科學傳播所能帶來的公眾注意力和自我推銷價值。“卡爾·薩根、理查德·道金斯或克雷格·文特爾正是極好的例證，他們不只是科學家，而且也是頗具影響力的公關專家。”文章指出。
隨著技術的發展，通過溝通獲得盡可能多的廣泛關注，成為了一大批科學家為之努力的目標。民主目的和自我營銷目的結合是非常完美的，因為通過Facebook、Twitter、Youtube視頻網站或博客的延伸推廣是最直接的傳播形式，中間沒有把關人的參與，因此是最真實的傳播形式，也讓科學家能夠有效地履行他們的責任，與公眾進行直接的交流。
在麻省理工學院和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聯合培養的生物海洋學研究生Elizabeth Halliday看來，確保科學報道準確性的責任在于記者以及科研人員。
她指出，“應該要求科學專業的研究生專門參加課程，學習如何為公眾寫作——不是為了讓科學家變成記者，而是幫助他們從自己沉溺多時的語言中后退一步來看”。在科學家之間有一套自己的、用于溝通交流的專門語言，而且科學家也擔心自己的意思會被曲解，這可能是他們為什么不愿意將自己所做的工作與公眾溝通交流。為了改變這種現狀，Halliday建議在研究生院開設科學傳播類課程。
科學新聞與互聯網
互聯網的出現為普遍意義上的溝通交流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特別是對科學傳播而言。
它幾乎開始無所不在，而且沒有形成套路的規則：任何人都可以發布任何話題的任何內容，而且絕大多數都沒有經過質量控制。這很有可能對讀者造成嚴重的誤導，而且讀者本身也無法鑒別信息中的優劣，《自然》雜志原出版執行編輯Maxine Clarke曾指出。而科學信息的“解讀者”——記者有責任進行準確的報道。Clarke同時建議，要謹遵經過時間驗證的同行評議系統，將其作為科學文獻中主要的質量把控機制。
隨著網上信息的出現速度越來越快，媒體機構和記者受到了巨大的誘惑，想要快速發布一些話題，能夠吸引讀者的眼球，有時甚至是在犧牲準確性的基礎上。而且，也有人指出，科學家也越來越多地想要將他們的研究進行大肆宣傳，甚至“上頭條”。
以圍繞著麥塞爾達爾文猴所產生的閃電媒體攻勢為例，Stephanie Suhr在2009年發表于《科學與環境政治道德》的文章指出，對于這塊化石的信息公開、甚至是學術出版物，都被展示為人類進化過程中“缺失的環節”，似乎和同時出現的紀錄片和新聞稿交相呼應。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該策略似乎不知怎的產生了事與愿違的效果，甚至有可能讓人們意識到過度炒作科研成果所帶來的危害。但無論如何，這種炒作可能會大大推動錯誤信息的快速傳播，并因此損害公眾對于科學話題的理解，導致公眾對于科學發現甚至科學家自身的不信任。
如今，科學記者的角色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主要是因為數字化將紙媒的傳統商業模式推入漩渦，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崛起使記者失去了把關人的角色，在科學與公眾之間創建了一種全新的傳播生態。
這導致科學記者的就業市場大幅萎縮，其中很多人現在成為了自由職業者，或者轉行進入科研機構更安全、薪水也更高的公關部門。
曾經由化學家轉為生物化學家，后來又轉行做科學記者Michael Gross有著在英國和德國15年的科學記者經驗，他發現，“為了競爭讀者的吸引力并且普遍提高傳播速度，這些都限制了可以被報道的科研課題的范圍”。
科學新聞開始越來越屈從于各種壓力，不加批判地利用利益相關的宣傳和公關部門所提供的資料。而大眾媒體的經濟壓力也進一步促使記者使用一些眾所周知的“新聞價值”，例如炒作、個性化，并使用情感來“推銷”某個故事。有時，經濟利益也會被轉化為政治偏好，例如石油產業對于新聞報道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