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獻是主要源泉
中國的歷史文獻汗牛充棟，可謂是造船技術史的主要源泉。
中國有著名的二十四史，《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史書，與后來的《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漢書·地理志》詳細記載了西漢時期中國船舶開辟了從廣東沿海的徐聞、合浦，經南洋諸島到達今日印度半島的“海上絲綢之路”；《宋書·武帝紀》記有盧循所造八槽艦事，這八槽艦就是帶有八個水密艙的戰船；《南史·王鎮惡傳》記有晉朝大將劉裕的部將王鎮惡，在進擊建都長安的后秦時乘用槳輪船的事實；《舊唐書·李皋傳》記載了李皋運用槳輪船的成就；《宋史·虞允文傳》記載長江“采石之戰”創以1.8萬人勝40萬人的輝煌戰績，其中虞允文和車輪船都功不可沒；《宋史·張中彥傳》記述了我國早期利用滑道下水的造船技術；《明史·鄭和傳》記鄭和下西洋“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 。
因此，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的歷史文獻是論述中國造船史的主要源泉。
舟船與文物考古不可或缺
中國古代史學著作以及其他學術著作，對于研究與論述中國造船史是必要的，但卻并不十分充分。因為許多著作對船舶技術的論述往往缺少細致準確的描述，更缺少圖樣。而古船及相關文物的發掘與考古對研究與論述中國造船史則是不可或缺的。
浙江杭州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的8000年前的獨木舟，不僅在中國、在亞洲是首例，即使就全世界來說也是罕見的，凸顯了中國造船歷史的悠久與輝煌；江蘇如皋唐船和江蘇揚州施橋唐船都具有水密艙壁，證實了文獻記載的5世紀初晉代義熙年間盧循發明與使用水密艙壁是可信的；天津靜海發現宋代河船帶有堪稱世界上最早的平衡舵實物。
此外，泉州灣宋代海船、寧波宋代海船、“南海一號”宋代海船、“華光礁一號”宋代海船、韓國新安海出土的中國元代貨船、蓬萊相繼出土的4艘明代海船以及山東菏澤元代河船、山東梁山明代河船等，都生動地闡明了中國古代船舶的技術成就。
繪畫作品是重要泉源
繪畫作品中的船舶通常具有微觀的形象，當然也是研究中國造船史的泉源。如晉代顧愷之的《洛神賦圖》描繪了洛神乘雙體畫舫嬉游的生動畫面，其所繪的雙體畫舫當為晉代雙體船的珍貴形象資料；唐代張虔的山水畫中的帆船具有軸舵，由此可確認最晚到唐代就出現了軸舵。
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成畫于政和、宣和年間，是一幅描繪北宋都城汴京社會經濟生活的宏偉巨著。在這幅長達5.25米的長卷里，畫家以生動完美的技巧，如實地表現了從寧靜的春郊到汴河上下的眾多景物，河上大船浮動，街上車水馬龍。《清明上河圖》中的船舶給出了宋代汴河船生動而準確的形象。■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17年11月刊 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