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已知的最古老骸骨，第一次探測到引力波，成功登陸火星的探測器，希格斯玻色子的發現……這些奇妙的科學故事引起了全球的廣泛關注，也證明了一個事實，公眾十分渴望了解最新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
但是，科學新聞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呢？
日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教授瓊·利奇（Joan Leach）在全球解釋型新聞網The Conversation上撰文指出：專業的科學記者在社會中的作用十分重要，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他們是可以影響政策制定的可靠科學研究的公共傳播者；他們是有紕漏的新聞和“不可靠的”（甚至威脅生命的）科學研究的檢驗者；他們是科研機構的公共關系部門和大眾媒體之間的把關人。
然而，在澳大利亞，這種專家型科學記者的數量在嚴重下降。
推動政策制定
在2012年和2013年期間，一系列的媒體機構與澳大利亞醫學協會和澳大利亞科學院展開合作，共同推動了一場全國性的免疫運動。
他們不僅在澳大利亞的各大新聞媒體平臺發布了扎實、出色的報道，《每日電訊》和新聞網站MamaMia同時也發起了一場運動，鼓勵讀者能夠承諾為自己的孩子進行免疫接種。
2013年，《每日電訊》再度出擊，推出了“沒疫苗，沒得玩（No jab, no play）”的概念，宣傳推廣兒童保育中心應該停止接收未接種疫苗的兒童入學。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隨即引入法律法規，著手實現了這一建議。該項目目前仍在管控之中。
與這一報道相關的還有一個成功案例，那就是新南威爾士州公平交易辦事處針對一個反疫苗激進組織——“澳大利亞疫苗網絡（Australian Vaccination Network）”發起的一項活動。由于該網絡的名稱被認為具有誤導性，于是經過公平交易辦事處的努力，現在該組織將名稱重新變更為“澳大利亞疫苗懷疑論者網絡（Australian Vaccination-Skeptics Network）”。
“爛科學”的把關人
在很多學術期刊中，同行評議和編校流程都十分扎實。但是有時候，人們所謂的“不靠譜的”科學研究還是會被發表出來，而且可能會導致不堪設想的后果。
利奇舉出了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例：1998年發表的一項（如今被證明是作假的）研究聲稱，兒童中所發現的類似自閉癥的癥狀和胃腸道異常是與麻疹、腮腺炎和風疹（MMR）疫苗接種相關的。這是一項小型的（只有12名兒童）觀察性研究，而且第一作者安德魯·維克費爾德（Andrew Wakefield）在提交論文時并沒有披露其中的關鍵信息。
在隨后的新聞發布會上，維克費爾德表示了他對于MMR疫苗的擔憂。媒體積極地、不加批判地對這些聲明進行了在道德和科學上都不夠扎實的報道，并且將其稱為“可能在過去100年最具破壞性的醫學騙局”。2008年，有報道稱麻疹開始再次在英國流行，其中的原因也是由于MMR疫苗接種率的下降。
如果記者在最初的新聞發布會上能夠具備足夠的知識，批判性地對研究結果進行鑒定和評估，那么就有可能從一開始就揭露這一蹩腳的科學研究。后來，調查記者布萊恩·迪爾（Brian Deer）發現這篇論文是具有欺騙性的，他在紙質媒體上發表了這一報道，并且制作了紀錄片以揭露這一騙局。
科學新聞與科學公關
科學新聞與科學公共關系（PR）有時候很難加以區分。公關專員的工作是讓每一個故事都能夠最大限度的吸引眼球。記者的職責則是找到一個故事并且報道其背后的證據，無論這是誰的故事。
如果將某個高校撰寫的新聞通稿（而不是經過同行評議的科學文章）作為主要證據來源的話，就很容易越線成為傳遞知識的資訊，而非獨立的新聞報道。
而且，有些看起來像是科學新聞的報道，往往得到了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大力贊助。這種所謂的“原創內容”正變得越來越流行。
隨著媒體機構的記者相繼流動到學術和研究機構的宣傳崗位上，這一趨勢也開始逐漸惡化。盡管這些被宣傳崗位雇傭的老記者們的寫作風格與新聞記者一樣，但他們關注的是如何推銷本研究機構的科學研究。這繞開了對證據所展開的扎實、獨立的檢驗。
利奇指出，隨著科學記者逐漸成為“瀕危物種”，這種趨勢可能會愈演愈烈。
瀕危物種
科學類調查記者在澳大利亞的新聞工作室中屬于“珍禽異獸”；其中最近發生的幾起案例就是《悉尼晨鋒報》的馬庫斯·斯特羅姆（Marcus Strom），以及近期剛離開工作了16年的《費爾法克斯》、加入墨爾本《時代報》的布賴迪·史密斯（Bridie Smith）。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似乎是唯一一家擁有科學部門的主流媒體機構。在這里，專家安娜·薩勒（Anna Salleh）、杰克·斯特姆（Jake Sturmer），以及具有豐富經驗的科學記者、通訊員，和羅賓·威廉姆斯（Robyn Williams）、娜塔莎·米切爾（Natasha Mitchell）、喬爾·沃納（Joel Werner）、伯尼·霍布斯（Bernie Hobbs）、魯本·米爾曼（Ruben Meerman）以及卡爾博士（Dr Karl）等廣播員，一同為公眾在多種平臺上提供日常的科學內容。
專攻環境、健康和技術的記者仍舊在主要的媒體平臺上占有一席之地，Cosmos雜志為澳大利亞的科學內容提供了另外一種平臺。比安卡·諾格拉迪（Bianca Nogrady）、利·代頓（Leigh Dayton）和格雷厄姆·瑞德費恩（Graham Readfearn）等自由撰稿的科學記者則在多個媒介平臺上推動著自己的項目。
專業的記者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形成對事物深刻且復雜的理解，并且在展開快速的網絡搜索之前就掌握到底發生了什么。例如，他們可能會意識到，某個所謂的“突破”只是一項經過重新包裝的舊研究，或者某項研究其實規模非常小，又或是它在還不具備足夠的重要性時就做出了前景展望。
專家型科學記者的消失意味著一種工作人員的消失，他們不再有時間和專業知識去進行深入的探索，或是去提出讓人不快的問題。這所帶來的后果是科學報道的廣度、深度和質量都有所下降。
此外，記者還面臨著工作量的增加，需要學會使用各種多媒體技能，以及需要肩負起源源不斷的報道（受到24小時不間斷新聞周期的驅使）等壓力。因此，想要進行真正的調查就顯得機會渺茫。
科學報道的新方式
隨著科學記者的數量有所下降，科學界開始行動起來，各種博客和社交媒體網站相繼涌現出來，以填補網絡上的空白。有些機構已經做得非常成功。
澳大利亞科學媒介中心等機構，如今正致力于支持并推動循證科學新聞。該中心擁有1600名用戶，并且會通知聯絡數百名記者參與定期簡報。
其首席執行官蘇珊娜·艾略特（Susannah Elliot）表示：“當澳大利亞科學媒介中心于2005年開始運行時，全國的主流新聞工作室大約有35名專家型科學記者。現在，你用一只手就能數出他們。專家型記者的缺失意味著，沒有人會在編輯會上為好的科學研究去爭取，或者是在日常的新聞報道中尋找科學的角度。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全力以赴，幫助普通記者報道科學，并確保他們沒有遺漏重要的東西。”
未來愿景
科學新聞可能從未在媒介機構中享有一成不變的地位——有些報道聲稱，科學新聞在1987年到達頂峰。在一篇大眾科學歷史的重要綜述中，作家馬丁·鮑爾（Martin Bauer）指出，科學新聞很容易會走向“繁榮與蕭條的周期”。
正是基于“沒有它生活會變得更糟”的假設，所以人們需要科學新聞的繁榮發展以及不斷改進。這對于學者而言較為簡單，畢竟，人類的存在就是基于“知識就是力量”的理念。
但是，我們應該如何以此說服大眾？利奇指出，單靠研究“科學新聞的衰落”，如記者數量變少、散漫蕪雜的科學報道、品牌化內容和原始內容的興起，不足以證明我們需要更多的科學記者。我們必須要清晰地闡明其中的利害關系，并且說服被媒體包圍的消費者，他們的生活中應該為科學留有一席之地。
她表示，我們也必須要明確給出具有公信力的商業案例，為科學新聞提供支持。
諸如Nautilus和narrative.ly等相對較新的媒體平臺以其自身經歷證明，將科學與創造性的非虛構小說、慈善基金、訂閱服務、付費墻，以及新聞和公共關系的混合模式相結合，可能是未來值得探索的商業模式。同時，新興的解釋型網站The Conversation在高校的支持下，也在大量發表由專家學者撰寫的科學、技術、環境和能源報道。
然而，還尚未有讓人信服的案例證明，公眾會對健全的科學新聞給予大力支持。在利奇看來，這讓人感到遺憾。他們認為，學術界、媒體界，以及依賴于科學技術的私營領域，應該開始協力構建科學新聞的公共價值。
她在新西蘭的同事麗貝卡·普利斯特利（Rebecca Priestly）為科學新聞的發展建立了相應的基金提供經費支持。她認為，澳大利亞也是時候該向這個方向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