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將“凝血因子Ⅷ”作為關鍵詞進行搜索時，“全國求助緊急尋找凝血因子Ⅷ”“凝血因子Ⅷ告急病人生命危在旦夕”“全國緊缺凝血因子Ⅷ十萬血友病人等待救援”……一連串觸目驚心的標題刺入眼簾，讓人不忍卒讀。
然而，殘酷的現實卻無法掩蓋。因為凝血因子Ⅷ短缺，很多血友病患者無法得到及時治療，在忍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身體疼痛的同時，還要時刻面對死亡的威脅。
曾幾何時，在東北某機場，兩位母親搶奪剛剛運到的凝血因子Ⅷ。沒搶到的母親拍著腿失聲痛哭：“你把我兒子的命拿走了！”
血友病是一種終身攜帶，但并不會惡化的疾病。目前沒有根治的辦法，但只要采取替代治療，即注射凝血因子，患者就可以正常生活。
“它就像血友病人的糧食。有藥就有命，沒藥就沒命。”綠十字（中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質量保證室總監楊雪瑤表示。
然而，要想有“糧食”吃，前提得有藥。
“漿量不足。”談起凝血因子Ⅷ短缺，這是國內為數不多生產凝血因子Ⅷ的企業給予記者的一致解釋。
目前國內可以生產凝血因子Ⅷ的企業有7家，包括上海萊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華蘭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綠十字（中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等。而2014年批簽發的企業僅4家，批簽發總量為85萬瓶（200 IU）。國內人均Ⅷ因子不足0.05 IU，與發達國家人均消費2~6 IU的差距十分懸殊。
這讓大多數中國血友病患者的生活質量遠低于正常人——關節損壞導致殘疾、失去學習和勞動的能力，是最普遍的現象。
凝血因子Ⅷ的缺乏還只是冰山一角。其他主要的血液制品：人血白蛋白、靜注人免疫球蛋白、纖維蛋白原等藥品的供應，同樣出現不同程度的匱乏。
“目前血液制品短缺，是2004年以來國家嚴格整頓的一個滯后效應。”廣州南方醫院血友病治療中心負責人孫競教授曾指出，國家在加強血液制品安全的同時，也導致了原料血漿的供應急劇減少。
“一刀切” 政府企業難互信
“政府防我們像防賊一樣。”一位在血液制品企業工作二十多年的行業人士告訴記者。之所以會這樣，是有歷史原因的。
如果你看過章子怡、郭富城主演的電影《最愛》，一定會對電影中那個因賣血而集體感染艾滋病的村莊記憶猶新。但這不只是電影，更是現實存在的事實。
從1988年起，河南、河北、山西等貧困省份出現了賣血狂潮。當時有的血漿站為了降低成本，出現頻采、超采、交叉采集等違規操作。著名的河南艾滋村就是賣血交叉感染所致，艾滋病在全村爆發。
“1995年，我國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報告發現697例供血和供漿者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賣血漿者中爆發艾滋病的事件驚動了中央領導。”曾擔任衛生部首任血液處處長、《獻血法》和《獻血法釋義》起草工作的主要執筆人之一、現任中國輸血協會副理事長的單藕琦在《憶在頒布前后的往事》一文中，對當年血液污染事件的嚴重性進行了還原。
此后，國家開始對血漿行業進行嚴格的治理，由人工采血改為機械采血，并于2008年頒布了《單采血漿站管理辦法》，規定單采血漿站被血液制品企業收購，向固定的企業供血，禁止單采血漿站作為獨立的盈利企業存在。
在隨后的幾年中，單采漿站一直是整頓的重點。部分采漿站在整頓過程中被關閉，直接造成了國內原料血漿供應量的急劇下滑，從2006年的5000噸左右降到了2007年的2500噸左右，直到2010年才有所恢復，達到約3600噸。
我們不禁會問：地方政府為何會如此“敵視”漿站？
原來，漿站改制前，漿站都掛靠在縣級衛生行政部門，承擔著為地方增加財政收入的任務。2006年之后，漿站改制為血液制品企業的子公司，地方政府只承擔監管的任務和責任，因此各地方對于新建漿站并不歡迎，“漿站在地方上的地位十分尷尬，一個個漿站好似一個個地雷”，楊雪瑤無奈地搖著頭。
“血液制品行業很特殊，嚴格監管是必然的。但是過分監管往往會造成‘一管就死’的局面。其實，說到底還是對企業沒有充分的理解與信任。”血液制品行業專業人士如是說。
時移世易。血液制品行業不會永遠在1995年亂采血漿的陰影里停滯不前，而監管者也不可能永遠帶著“有色眼鏡”。畢竟制度是因現實而生，現實也會因制度而變。
如今，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的血液制品行業整體有了很大的提升。不僅在采漿技術和血液制品生產工藝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與發展，同時也加大了單采血漿站質量安全隱患的治理與改善。建立企業的自律機制，強化規范管理，讓政府放心，讓社會安心，血液制品行業不在于說，更在于行動。
只有血液制品行業積極行動起來，加強自我約束，并與監管者形成良好的互動，讓現實與制度實現正向激勵，搭建政府與企業間的互信通道，血液制品行業才能有機會走向陽光。
存偏見 公眾誤會深幾多
2011年12月，時任衛生部部長陳竺在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捐獻血漿400毫升，這已是他擔任衛生部部長以來的第五次獻血（漿）。他特意強調，“獻漿和獻血同樣光榮”，可謂意味深長。
由于歷史原因，國內很多公眾甚至是一些領導干部對采漿工作的專業知識了解不多。他們往往對單采血漿“另眼相看”，認為單采血漿要向獻漿員支付營養、誤工、交通等費用，這是“出賣”自己血漿的行為。
不僅如此，由于衛生部門規定單采漿站不得與無償機制的中心血站設置在同一行政管轄區內，因此單采血漿站往往都位于偏遠、貧困的縣級地區。衛生部的數據表明，2010年，西部地區單采血漿站的數量占比為53%，采漿量占比達62%。
2015年《中國輸血雜志》第28卷第三期的《四川省部分地區獻血漿人群調查與分析》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四川省來自農村的獻血漿者占85.6%，以貧困的婦女為主。這似乎進一步坐實了“賣血是貧困農民的特權”的現象。
然而，從國際范圍來看，獻血漿從來就不是貧困落后的代名詞，而是社會發達進步的標志。
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世界原料血漿的2/3來自美國，其生產的血液制品除能自給自足外，每年還有大量血液制品出口。
加大對血漿和血液制品行業的宣傳力度，消解社會與公眾對血液制品行業的誤解，樹立正確的獻漿意識，已是刻不容緩。
為此，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軍事醫學科學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陳薇在提案中建議，國家在從嚴監管的基礎上，擴大宣傳“獻血獻漿同樣光榮”的理念，統一組織建立血液制品生產與配送機制，引導國內采集能力強、血漿綜合利用率高的規模化集團生產企業加強血漿站能力建設，鼓勵單采漿站新設的審批，鼓勵在大中城市設置漿站，支持能生產人凝血因子Ⅷ產品的企業優先建漿站，并進一步完善血液制品定價機制。
其實，與捐獻全血一樣，獻血漿也是一種人道主義的利他行為。正如陳竺所指出的：“血液制品不是純粹的商品，它來自于我們人類自身的鮮血，意味著愛心、生命和希望……獻漿和獻血都是救死扶傷的善舉，是社會和諧與文明進步的標志。”
守底線 社會責任不缺席
或許，正因為一開始血漿就帶著“有償采集”的帽子，才致使其在發展中歷經波折。而作為生產廠家的血液制品企業也無法逃脫“連帶”之罪。
因此，當“冒名頻繁采漿”“脅迫未成年人賣血”等相關新聞曝光時，監管者、社會及公眾都會將“賺黑心錢”的罪名扣在漿站及其母公司身上。
的確，有一些企業為了謀取利益，會做一些觸犯法律、違背人心、觸及人倫道德底線的事情，給社會及人身安全帶來惡劣的影響。
然而，這畢竟只是血液制品行業的個案。
血液制品企業有著作為企業的共有屬性，創造利潤仍然是其主要目標。如果只把慈善當作第一目標，企業首先就會面臨生存危機。
但是作為社會的一個細胞，除了經濟角色外，履行社會責任理當是企業應盡的職責。尤其對于血液制品企業而言，社會責任更加重大。
作為特殊的行業，有著特殊的社會責任，血液制品企業關乎的是人的生命健康與安全。可以說，從采漿、生產血液制品到患者使用，整個過程都承擔著相應的社會責任，而不是僅僅依靠利益驅動。
相比一般藥品，血液制品有著更高的安全與質量要求，因此企業的社會責任首先就體現在確保產品質量層面。
以上海萊士為例，對于白蛋白產品，國家規定必須采取一次巴氏滅活。在上海萊士看來，這是“從人心到人心”的事業，馬虎不得。多年來上海萊士始終堅持進行兩次巴氏滅活。經過兩次滅活后，白蛋白產品得率下降了3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產量降低，企業利潤率也隨之下降。
“短期來看，履行社會責任會減少利潤；但長期來看，社會責任與經濟責任是共生共贏的。”上海萊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杰告訴《科學新聞》。
當然，社會責任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更需要在實踐中落實。
作為國內為數不多的敢于直面行業頑痼、并進行自查自糾的企業，上海萊士對自身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按照自上而下的順序，自查自糾按照漿站自查、公司復核及驗收等三個階段有計劃進行，形成一個從漿站發現問題到公司復核驗收，最終再回到漿站進行整改提高的完整閉環系統。
自查自糾工作的實施，是對上海萊士提出的“守底線、嚴規范、謀發展”發展宗旨的最好詮釋。
在當前的社會發展趨勢下，任何一個行業都無法獨善其身。血液制品行業毫無疑問會受到新形勢的影響，企業必須要時刻保持對自我的清晰認知，然后“擁抱其時，主動改變自我，這樣才會有企業的明天，才會有整個行業的明天”，陳杰堅定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