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國家科研實力快速提升、新媒體發展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中國科技期刊如何完成轉型升級，實現國際化，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秉著取經國際優秀學術期刊的初衷，我們有幸采訪到了全球出版巨頭愛思唯爾旗下能源領域著名學術期刊Applied Energy的主編嚴晉躍教授。
作為能源領域的著名專家，于科研之外，嚴晉躍教授一直參與學術出版領域的相關工作。除了擔任Applied Energy的主編，他同時也是著名出版機構Wiley的潔凈能源系統手冊（Handbookof Clean Energy Systems）的主編、愛思唯爾Energy Procedia的顧問編輯，以及若干著名國際期刊的編輯委員會成員。我們希望能通過他的解讀，了解國際學術期刊的辦刊思路與理念。
同時，身為瑞典梅拉達倫大學和瑞典皇家理工學院教授，嚴晉躍教授在諾貝爾獎的誕生地——瑞典有著超過20多年的學習與工作經歷。因此，在借鑒學術期刊發展經驗之余，我們也通過他的視野，領悟到諾貝爾獎的真諦。
《科學新聞》：作為Applied Energy的主編，在您看來，學術科技期刊辦刊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嚴晉躍：從學術期刊的角度來說，主編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需要正在從事一線研究、有很強的專業背景和把握研究前沿的洞察能力，同時，必須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期刊的工作中。據我所知，國內很多學術期刊的工作都由編輯部的內部編輯（in-house editor）負責。就這一點而言，比起做期刊（journal），更像是在做雜志（magazine）。而這兩者是有些區別的。
現在，Applied Energy一年大約會收到8000多篇投稿，雖然無法做到細致地審閱每一篇文章，但我會要求自己瀏覽每一篇送審文章。你不能把這些工作全部扔給助手，因為就經驗和整體期刊發展方面而言，在最后接收前的論文把關必須要由主編親自完成。
在辦刊方面，我更愿意把自己置身于一個讀者或一個作者的角度去思考如何發展一個期刊。而不會去想期刊應該賺多少錢。
如同其他工作一樣，主編要有職業精神。Applied Energy的拒稿率大約為80%，這意味著我會經常收到作者各種爭議的信件甚至充滿各種情緒性抱怨的來信。但我和同仁們都會從作者的角度和作為一個職業者去回復而不把個人好惡情緒帶入。
盡管辦刊需要職業精神，而我卻視Applied Energy的主編工作為我個人業余喜好和愛好。我以為，當你對你所在之事傾注“愛”的時候，你會有靈感、有激情、有創意。其實，辦刊地過程也是一個快樂地創造活動。和做任何其他事情一樣， “Do what you love, love what you do”是一個主編應該追求的一種境界。
《科學新聞》：當前，越來越多的國際期刊出版商與數據庫商“搶灘”中國市場，國內的學術期刊是否會因此而受到沖擊？
嚴晉躍：從出版商的角度來說，Applied Energy是屬于荷蘭愛思唯爾的，但我的出版人可能來自荷蘭阿姆斯特丹、英國牛津和美國紐約。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的刊物是屬于哪個國家的。我認為科學家是最開放、最慷慨的一簇人群。科學和科學成果（包括展現科學成果的優秀學術期刊）是全世界共同擁有的財富，貢獻于人類探索未知和進步文明。
就如同中國經濟從改革開放中受益頗多一樣，從這個角度而言，國際期刊進入中國市場，也可以帶動本土期刊的發展。開放和交流甚至競爭，才能進步！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
我一直認為分享就是獲得、是雙贏甚至多贏，當你與別人分享得多，別人自然就會與你做更多得分享。這也是我們辦刊的一個最基本的思路。7年前，在我開始擔任Applied Energy主編一職時，我們的投稿量只有200多篇，而如今翻了40倍。這其中除了能源研究大熱使得作者、經費比較充足外，還得益于我們服務于作者，主動與作者建立多方面的合作，為作者研究創新開發各種合作平臺和網絡。 譬如， 我們通過召開國際會議和出版特刊的方式將作者緊密聯系在一起。回到我前面講過的，我是一個主編，更是一個從事一線研究的作者。我們知彼知己，因為這里“彼”“己”不分，是統一的。
《科學新聞》：當前很多科技期刊，包括整個學界都在大力推動期刊的開放獲取。作為總編，您對于這個全球趨勢有怎樣的認識？
嚴晉躍：首先，“開放獲取”的概念是很好的，它的本質是提倡資源應該由全人類共享。事實上，瑞典和許多歐洲國家一樣，很多科研機構與基金會也都在推動開放獲取。但有一個問題是不得不思考的，“開放獲取”是“作者”（而非讀者）的“買方市場”， 論文的質量應該由誰來把關。因此，在我看來，開放獲取是一把“雙刃劍”，但毫無疑問，它是一個對未來期刊發展趨勢影響的一個重要因素。
《科學新聞》：近來連續發生的學術不端行為，讓人們對于科技期刊的同行評審方式產生了一定的懷疑。Applied Energy如何杜絕學術不端行為？您個人又對此有何意見與建議？
嚴晉躍：我會認真地閱讀評審人的意見。但考慮到評審人巨大的工作量，一般我們會通過一些方式來避免同行評審造假。
最常見的方法就是回避與交叉評審。比如，接收到來自亞洲國家作者的投稿，我會選擇讓歐洲編輯來處理。雖然很多期刊都設有區域編委，但我們并沒有這么做。我認為，科學家發表文章本身就是一個交流的過程，是作者與編委之間的交流。將亞洲作者的稿子交給歐美方面的編委，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實現了交流，同時也使不同區域的學術水準得到了平衡。
在編委方面，我們建立了一個退出機制，即每兩年為一個周期，由編委自行決定去留。如果你很忙，沒有時間，那么就可以把位置讓出來，讓愿意做的人來做，從而保證編委的職責得以履行。
當然，我們依舊會花很多時間處理一稿兩投、自我抄襲或抄襲別人等學術不端行為，聯系、解釋、討論，然后回復，這些現象也的確越來越多。有時，我會瀏覽一些國內學術科研類網站，發現上面討論的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怎么發表文章更快之類的投機性行為。總體而言，現在國內科學家談“學”的太少，談“術”的太多，而“學”才是最本質的。做學術不能有太強的功利心。
《科學新聞》：從2015年諾貝爾獎陸續揭曉，到頒獎儀式結束，兩余月的時間還不足以讓“中國人首次獲得諾獎科學類獎項”的熱度退卻。您在瑞典學習和工作了相當長的時間，您如何解讀諾獎？
嚴晉躍：每年一度的諾貝爾獎，在頒發給某些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優秀科學家的同時，也是對地球上的每一個公民的獎勵，肯定人類在探索真理、走向文明的路途中又邁進了一步，激勵更多的人為此作出更多的貢獻，推動人類的進步。諾貝爾獎之所以能夠成為在世界上影響如此之大，極具權威性的世界級獎項，與諾貝爾當初制定的、這種超越國家和超越種族的、并受益于全人類的精神不無關系。我們祝賀屠教授獲獎，祝賀中國科學家得獎，更應該感謝她為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人類所做出的杰出貢獻。
諾貝爾獎是屬于和服務于全人類的, 獎勵為人類做出偉大貢獻的個人（或組織）是諾貝爾獎的核心價值，也是諾貝爾引導科學家追求的一種境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諾貝爾獎也是非常功利的，但強調的是對全人類的“功與利”。如此宏大的“功利”目標，使得那些只為了獲得諾貝爾獎而專門設計的研究和課題變得沒有什么意義。諾貝爾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科學新聞》：諾獎之后，包括屠呦呦在內很多學者都開始關注如何建立新的機制，讓更多的年輕人能夠充分發揮他們的實力和能力，您如何思考這一問題？
嚴晉躍：今年的諾貝爾獎讓國人高興的同時，也引發出更多的反思：如何建立評價體系，再思創新機制。也許這正是諾貝爾獎對于中國的積極意義。
特殊歷史時期的“會戰”方法和方式不再有普遍的經驗和意義。現代科學研究不能靠人海戰術，不能靠“艱苦奮斗”，更不能靠“土法上馬”。科學研究需要科學方法，科學進步需要創新體制。而體制（系統）與創新有時會產生矛盾：創新需要“無拘無束”的環境，體制（系統）卻要一定程度的規范和約束。從某種意義上講，創新體系的建設是創新環境的營造。如何形成創新的氛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科學的創新體系的建立，使人們能夠有更多的時間、更大的空間和更高的效率，從事最擅長而又快樂的創造活動，才有可能出更多的科研成果，推動科技的進步。科學的研究和探索，尤其不是急功近利之事。創新需要有耐心和寬容，需要對科學家信任。世界進步百年，面對前人：我們缺乏太多太多，我們需要智慧與勇氣，需要責任與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