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es Hoffmann在免疫學和癌癥治療領域的貢獻可謂無出其右。
這位法國先天性免疫領域的先驅因發現先天性免疫系統的活性作用，與美國科學家Bruce A. Beutler共同榮獲201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繼一年前采訪到Beutler后，《科學新聞》記者又在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先天免疫：從昆蟲到人類》的講座期間采訪到了Hoffmann。
同Beutler一樣，這位登峰科學界最高榮譽的老科學家擁有所有諾獎人共有的底蘊和謙和。
Hoffmann將一生都貢獻給了內分泌學和昆蟲免疫學。他與許多合作者確立了以果蠅為先天性免疫研究模型的研究，解密受體的本質并讓受體去識別病原體，以便在感染過程中建立可以啟動的信號通路。對于免疫反應蛋白來說，特別是對于抗細菌肽類，這種信號通路能夠控制密碼基因的表達。
果蠅對Hoffmann來說是個“有魔力的詞（magic word）”。
雖然曾擔任過法國科學院院長等重要職務，但Hoffmann仍然時刻記得自己幼時對昆蟲的熱愛。也正因為這種最原始的好奇心，這位“昆蟲專家”為人類社會“提供了對人體免疫系統的基本理解”，對借助疫苗來探索癌癥療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同時，Hoffmann也是中國的老朋友。近年來，Hoffmann與中國科學家頻頻合作，建成和設立了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等機構與項目，力求將Hoffmann的研究理論運用到臨床實踐當中。
《科學新聞》：1978年，您所在的斯特拉斯堡大學要取消昆蟲研究實驗室。但在您的堅持下，才保留住了這個實驗室。您為何要力排眾議，堅持以昆蟲作為研究免疫系統的路徑？
Hoffmann：我受到了很多人的影響。我父親是一名昆蟲學者，因此，我從小就對昆蟲非常感興趣。他常帶著我走進自然，接觸各種各樣的昆蟲。
斯特拉斯堡大學有一位非常有趣的教授，他研究草蜢。他建議我跟他做博士。但是我的家人并沒有預見到這一點，我也沒有預料到我會讀博士。不過我得到了一份博士研究的邀請，研究方向是草蜢。
有的人聽到我將“草蜢”作為博士研究方向不禁笑起來。但是不要笑，草蜢也是非常重要的。這位教授在內分泌學、激素這個領域探索了30年，從研究方式來講，研究已經到頭了。那時的昆蟲內分泌學會將一個昆蟲的大腦拿出來，植入另一個不同年齡的昆蟲，觀察是否會對昆蟲的發育或產卵產生影響。那時斯特拉斯堡大學還沒有生物化學。
但教授告訴我，他一直覺得神奇的是，我們做了這么多實驗，從沒有照顧過這些昆蟲，沒有用抗生素，而昆蟲身上從未發生過感染。因此，它們必須有非常強大的防御反應。他告訴我可以研究這一方向。此后我便在這一方向上開始了自己的探索旅程。
我真正想說的是，我們總是懷著對科學的好奇心，提出各種問題。我們有非常重要的動物群體，他們對于微生物是有抵抗力的。沒有人知道為什么。那時沒有人要求我們去做申請，也不用說這個項目將會得出什么結果，不用去聯系公司，也不用管會不會產生新的崗位。那時，你只需要知道，科學就是好奇心，不管你發現什么，都會增加到我們的常識當中。
《科學新聞》：現在您能否講述一下，這個在當時無法預測的研究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什么？
Hoffmann：首先我想說這是很多人在實驗室共同做出來的成果，我很感謝自己認識很多有智慧的人。我們當時并沒有預料到這一成果，沒有人知道我們會找到先天性免疫之源，我們也非常驚訝。
1996年，我們團隊首先確定了Toll樣受體在免疫反應中的作用。現在，大約有25000多篇論文都在討論Toll樣受體在免疫中的作用，不管是臨床研究還是其他研究。我們的心肝脾胃腎中都有它，因此是極其重要的，而且在癌癥研究中它也起到重要的作用。沒有一個組織是不產生Toll樣受體的，因此諾貝爾獎委員會覺得我做出的貢獻足以讓我加入這個群體。
《科學新聞》：諾獎的光環是否改變了您對未來的計劃？
Hoffmann：未來我想要為自己和我的妻子多留一點時間。我已經不再擔任實驗室主任，法國有諸多限制，但我正重新開始擔任斯特拉斯堡大學的教授。斯特拉斯堡大學是法國唯一一所有三個諾貝爾獎得主的高校，其中兩位在化學領域，今年我們可能會迎來生物學領域的第四位諾獎得主。因此，可以說這是法國最好的高校之一。
但我可能只有五分之一的時間在這里，我剛從加拿大回來，下一站要去以色列，我有2名新的博士后，未來我想與同事共同研究蠅類的癌癥腫瘤等問題，這是一個尚未探索的領域。
《科學新聞》：您與中國是怎么結緣的？
Hoffmann：1980年，我因為昆蟲激素的研究來到了上海的一家昆蟲研究所，那家研究所現在已經不存在了。然后我們開始研究昆蟲激素，中國的科學家也到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實驗室工作了很多年，我們建立了很好的關系。我還曾建立了一家公司研究植物和治療方式，當時我們希望找到一個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地區，于是我們去了云南，后來又去了廣東。現在我們正與廣州建立中法的聯合大學。
《科學新聞》：您多次提到，永遠不要忘記科學的初衷是好奇心，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絕不能忘記基礎研究的重要性的原因。科研人員如何與科學界和公眾、媒體交流，吸引更多的經費和對某個領域的關注？
Hoffmann：當然，現今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我盡量面對公眾來解釋我的想法。我認為任何社會都需要應用型研究。但如果200年前人們說燭火不好，我們來想辦法改進一下，這是不可能的，他們不會去發明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開拓先天性免疫、與獲得性免疫的交互等全新的領域。這就是為什么我強調應用型研究、臨床研究的重要性。
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要為基礎研究留有余地，比方說中國科學院。我們會激勵科研人員，展示你最優秀的研究想法，也會資助你實現設想。當然，努力之后可能并沒有產出，我們會浪費了這筆錢，但也可能會為所有人帶來始料不及的驚喜。
1970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對癌癥宣戰，投入大量研究資金卻沒有什么效果，因為癌癥是生物學、基礎生物學。你知道某個地方出了問題，但是你可能無法找到根源或者機制。不過正如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所說，他們最初發現細菌完全是不經意之間。因此，在所有演講中我都會提到，“讓我們給好奇心驅使的研究留一些空間”。
我還得到了很多的經費支持。但事實上，基礎研究經費的獲得更像是一場競賽。現在各個國家因為經費緊張，科學研究都像在競賽一樣，這是危險的。現在的經費比我做研究的時候要多得多，但競爭非常激烈，很多人為一份研究經費進行激烈的競爭。
《科學新聞》：您認為每位科學家是否都應該有一顆諾貝爾之心？
Hoffmann：不，這絕對是不正確的態度。我在日本也遇到這樣的問題，年輕人說，我想要成為諾獎得主，我應該怎么辦？我說得很嚴厲，如果你那么想是不對的，不應該為了得獎而做研究。在所有我獲得的獎項中，我從來沒有提交過一份報獎申請。
一個科學家如果能夠獲得榮譽，是因為你擁有知識的激勵和渴望，你想知道答案，你想要理解所有事物。或許我本來會成為植物學家，或者成為醫生、文學家、歷史學家，但如果沒有我的父親，我就不可能獲得今天的科學成就。父親給了我很大的激勵，也是鞭策。
《科學新聞》：中國有非常成熟的人才引進計劃，也強烈希望獲得諾貝爾獎。您認為像諾獎這樣的獎項,是否由于過度宣傳而適得其反？
Hoffmann：有時候我感覺有些過了。我們7個獲獎者在斯德哥爾摩領獎時，美國科學院的成員都到了。2012年我們參加年度會議時，7個諾獎得主在圓桌上坐了三個小時，下面坐了600多個美國的院士。
在回答問題時，我表示，我感覺是坐在美國科學院600多名成員面前，可能其中有40?50人都已經具備獲得諾貝爾獎的資格。因此有時候讓我困惑的是，這么多優秀的人才可能永遠也得不到諾獎，而其他人則會抱得獎歸。
現在，大家對于這個獎太過重視了。因此我始終都告訴自己要淡化這種現象。我很高興自己獲獎了，但這并沒有改變我或我的生活。可是人們看我的眼神已經完全不同了，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問題。
《科學新聞》：但您是否也認同應該吸引公眾對科學的注意力？
Hoffmann：是的，我也是這么看的。這就是為什么我現在非常疲憊。自獲獎以來，我已經在全球進行了150多場演講，見過5萬多來自全球各地的人。我在印度看到5000多人聽我的講座，而且有的聽眾甚至想要觸摸我。“我能不能摸一下你的手”，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