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歐洲聯合機構主席、英國研究理事會（RCUK）國際合作事務代表、經濟與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ESRC）首席執行官Paul Boyle教授日前在由英國皇家化學會和英國物理學會舉辦的“理解科學”講座上表示，中英雙方將在接下來的5年投入2億英鎊建立牛頓基金（Newton Fund）。為此，《科學新聞》對Boyle教授進行了專訪。
《科學新聞》：5年2億英鎊，這在經濟低迷、科研經費緊縮的全球形勢下是相當慷慨的一個數字。中英雙方將如何使用這筆牛頓基金？
Boyle：英國政府將在接下來5年投入3.75億英鎊的牛頓基金，鼓勵英國與中國等新興大國進行科學合作。其中，中英雙方將投入2億英鎊支持人員流動、科研項目和轉化研究，其中大部分資金將投入科研項目，人員流動則包括博士生與研究人員的合作。該基金將于今年4月份開始運作，這也就意味著我們急需敲定首輪4000萬英鎊的資助。
但兩國政府明確指出我們在合作中要超越單純的科研工作，將重點放在轉化上，如何將這些想法轉化為真正的創新。在過去五年中，中英在基金資助等方面合作有著巨大的增長，兩國政府也期冀此次合作將成為中英科學合作上的階段性跨越。
《科學新聞》：你們是否開始考慮牛頓基金中具體的中國合作伙伴？
Boyle：迄今為止我們建立了一系列課題鼓勵科研人員申報，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要平衡自下而上的項目與已設置好主題的項目之間的數量。我們要求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主要的中國基金資助機構提出一些感興趣的課題方向。英國政府目前已經確立了8大重點技術領域，但我們也在考慮英國各個研究理事會認為有趣可行的項目，因此這是兩國一個反復努力的過程。比方說城鎮化就是英國非常關注的研究領域，在水資源、食品、能源等方面中英雙方都有共同利益。因此接下來幾周我們會對此進行進一步規劃，尤其要敲定4月份的最初實施方案。
《科學新聞》：英國在挑選資助項目的時候會采取怎樣的標準？
Boyle：我們資助項目時必須考慮所有學科中最優秀的項目，不僅要靈活、可持續，也要對經濟有較好的影響。只要資助的項目通過同行評議，能有較大的學術影響。當然，我們也期待項目能夠產生社會與經濟影響。
因此英國采取特殊的“雙軌制”支撐系統，約有一半的經費是通過英國研究理事會提供項目資助，有些研究理事會也像中國科學院一樣資助自己的機構。因此英國研究理事會的資助是由機構驅動，或是開放式研究資助。同時約有一半的經費是“研究品質相關經費”，這種經費會提供給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EFCE）。
《科學新聞》：您認為英國在科研經費的分配上存在哪些問題？
Boyle：英國長期以來在科研基金上都有非常好的表現，但自2010年起，我們的科研投入就一直不見起色，雖然英國的科研預算沒有削減，但考慮到通貨膨脹，實際上是略有減少的，這也是我們與政府爭論的焦點。
政府的科研經費支持就是我們熟知的發展高技術人才、提高公共政策和服務、吸引全球商業的研發投資等，以及提高現有企業表現、創造新商業等，政府的說辭是科學如何為我們提供創新力，沒有科學可能就沒有今天的英國。但我們則堅持要尊重科學本身的價值。
因此英國甚至歐洲大部分地方都在討論，如何平衡自下而上以及自上而下的研究。自下而上的研究是由英國研究理事會資助學術界的好想法、好項目，由學術界自己決定研究方向。而自上而下的研究則是由政府影響研究人員的課題設置。英國的體系在兩者間達到平衡，就英國研究理事會而言，半數的基金是在學術界的幫助下設計出主題的，但另一半的基金則通過同行評議選出最好的想法進行資助。
《科學新聞》：當前英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中國科研出版物合作方。您如何看待中國的科研出版物的數量與質量？
Boyle：在包括韓國在內的5個金磚國家年度研究論文發表量中，中國增長是最快的。這種增長將會持續一段時間，因此我們看到很多研發新興國家的科研產出將會有大幅的增長。
但是論文數不是最重要的，引用影響有著更大的影響力。金磚五國的引用影響仍略低于平均水平，但一直都在提高。有趣的是，這些國家的研究人員若是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研究影響就會大大增加。這在全球都是一樣的，與國外科研人員合作的引用影響會大大高于與國內科研人員合作。
《科學新聞》：在中國科研投入飛速增長的今日，英國作為傳統科研強國應如何調整自己的策略？
Boyle：全球的研發支出有巨大變化，與2006年相比，美國的研發支出并沒有大的改變，但像中國等國家研發支出的增長卻非常驚人。
當前研究環境越發復雜，英國等傳統科研強國的地位遭到了削弱，因此我們必須開始考慮如何在當前復雜的研發環境中確保自己的投入與影響力。其實大部分與海外合作的英國科學家都傾向于英語國家，美國是我們最大的合作伙伴，我們不用設置具體課題也會與美國有超過15億英鎊的研究合作。但是我們需要考慮如何推動英國科學家與中國等其他國家的科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