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沒有諾獎級別的科學重大突破；而且研究與產業領域脫節嚴重，僅有極少數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創新技術和產品；同時，中國企業嚴重依賴國外核心技術��
8月1日，科學網上曹聰、李寧、李俠、劉立四位華人學者在美國《科學》雜志的“政治論壇”欄目上發文，箭頭直指中國科技體制問題。
這篇題為《Reforming China's S&T System》的文章將中國科技體制存在的問題歸納為三大層面：宏觀層面的協調能力不足、中觀層面的資助體系失調以及微觀層面的評價體系缺陷，降低了整個科技體制的成效。
文章指出，這三個層面出現的管理問題是相互關聯的，任何一個層面出現問題均會影響到整體效能的發揮。
《科學新聞》列出該文章部分主要觀點，以饗讀者。
宏觀：缺少有效協調
在宏觀層面上，中國的科技體制缺乏有效地協調管理。管理科技領域的部門并沒有有效地協調各機構與中央、地方政府間的協作。
比如，2003年初非典席卷中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組織協調，民用系統與軍隊系統、中央機構與地方機構、衛生機構與科研機構之間很難進行順暢的溝通交流，不同系統的科研工作者也就很難統一戰線，采取及時有效的應對措施。
美國為解決此類重大科技問題，建立了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并設立了一名隸屬美國國務院的國家科學顧問，專門負責科技相關的問題。
同時，美國設立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隸屬于科技政策辦公室的領導，負責召集政府各部門負責科技事務的領導人，進行科技事務的溝通協調。
中觀：資助體系功能失調
宏觀協調的效率問題影響到了中觀上的資源分配。
通常來講，一旦某個國家級研發計劃進行立項并得到資助，該項目的管理機構將會出臺自己的指導方案，并負責進行項目申請、評估和獎勵辦法。沒有統一的國家質量控制標準，不同機構的資助項目也缺乏溝通。
因此，盡管這些國家研發項目各有偏重，但多半會重復。有些項目雖然出自不同的部位或機構，但卻可能有同樣的目標，所考慮的科學家也是同一批人。
通常，重復研究未必是什么壞事，研究中出現扎堆也是在所難免的。
美國就把資助渠道的多元化作為一個優勢，因為它可以促進競爭和研究重點的多樣化。更重要的是，公開透明、誠信可靠的評審過程可以保證來自科學界和各政府機構的廣泛意見。國會委員會對這一過程會采取進一步的監督。
但在中國，有些研究人員可以用幾乎一樣的研究設計去申請不同政府部門的資助，并能重復獲批。
很多公共資金并沒有通過嚴格公正的同行評議來決定資助對象。有些科學家在擔任行政領導職務后，便可從多種渠道獲得大量的資助。而處于事業起步階段或來自貧困地區的科學家卻難得分毫，甚至都無法保證研究工作正常開展。
微觀：評價與激勵機制存弊端
中國的評價文化“很弱”。
科學界有著一種“不發表即出局”的大趨勢，尤其看重SCI科學文獻索引。
每年，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會根據SCI論文數對各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排名。很多機構會機械地將科學家發表的SCI論文數量及其期刊影響因子作為科學家個人評價和晉升的依據。
很多博士生也必須發表一定數量的SCI論文，否則無法進行論文答辯。如果發表的論文不符合要求，就可能拿不到博士學位。在很多大學和研究機構，2012年研究生國家獎學金評選就與SCI論文緊密關聯。
過分看重發表的論文數和影響因子導致了一系列的奇怪現象：一篇論文有多個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把研究成果盡可能地切分成符合標準的多篇論文進行發表，以此來增加發表論文的數量或獲得更多獎勵。
在微觀的評價體系中過分強調SCI論文和影響因子，影響了中觀層面的撥款決策。在項目撥款的競爭中，發表了高影響因子SCI論文的科研人員會更加突出。
這導致了一個怪現象發生：科學家努力發表論文，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資助，而非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真正方法。
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以及各個研究機構為了吸引和穩住擁有海外博士學位和研究經歷的人，提出了各種人才計劃。這類計劃的后果是擁有海外學習和研究經歷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與國內土生土長的科研人員區別對待，一些研究崗位也只為他們保留。
鑒于海外機構在選聘和訓練科研人才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人們可以理解中國傾向于從那些有海外經歷的人中尋找未來的科研領軍人物。
但是，這類計劃引進的科研人員卻未必都是高端人才。
更糟糕的是，一些海歸人員是通過偽造海外經歷的方式進入到這些計劃中的。許多海歸很少如要求的那樣呆在中國機構進行全職工作。他們一旦得到第一份國內的全職工作就不應該再當作海歸，但有一些人卻從這種項目中獲得多次好處。
為緩和本土人員與海歸人員之間的緊張關系，中國政府也啟動了一些資助相對較少的人才計劃，以穩定本土科研人員或者在相關海外人才計劃出臺前回國的海歸人員。
在認識到評價體系產生的嚴重問題后，有關部門呼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評價體系。然而，“中國特色”不應該成為無視國際規范的借口。■
（該文章作者系英國諾丁漢大學現代中國研究學院副教授曹聰；美國關島大學工商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李寧；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教授李俠；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劉立。姜天海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