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不存在問題，它現在完全在日本政府的控制之中”，安倍晉三在9月7日的國際奧委會全體會議上如此保證。不久，日本東京贏得2020年夏季奧運會舉辦權。
緊接著，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副社長相善吾在9月11日的記者會上表示，福島第一核電站“仍在持續猶如野戰醫院一樣的狀態”。9月13日，東電管理層級別的研究員山下和彥承認，福島第一核電站輻射污水泄漏情況“尚未得到控制”。
福島事件余波難平，核電再次陷入羅生門。亂象橫生的背后，究竟有怎樣的分歧和糾葛？
爭議聲中矛盾難平：各派纏斗，多方對峙
9月15日，民主黨籍的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在臺灣參加反核活動，強調核電最早只是為了研制核武而產生的，核災慘狀不輸戰爭，必須讓全球變成零核電世界。
事實上，臺灣國民黨與民進黨圍繞核電展開的藍綠大斗法，就像日本自民黨與民主黨的對決一樣激烈。
斗法事件可以追溯到上世紀李登輝當任期間。他曾力保臺灣電力公司與美國通用公司的第四核能發電廠項目。2000年，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促成 “核四”停建，與國民黨主席連戰針鋒相對。
之后的馬英九時代，民進黨立委在“立法院”采用霸占主席臺等手段癱瘓議事，使馬英九強力推動的“核四”案屢次流產，王金平卻始終不肯動用“警察權”清場。
由于不少臺灣人都把“核四”稱為“核死”，臺電便打出了經濟牌，宣稱“核電最便宜”。“經濟部長”施顏祥今年1月也恐嚇說：“若廢核，電價將大漲四成。”但根據臺灣智庫國會政策中心3月12日公布的民調，有71%的人寧愿電價調漲也不要“核四”。
無獨有偶。7月12日，廣東省江門市近千名群眾來到市政府門口，對中核集團龍灣工業園項目表達憂慮。盡管這個60億美元的項目將締造東南沿海的第一座核燃料加工廠，并被列入了國家“十二五”規劃重點建設工程，但是官方仍果斷宣布下馬。
在評論這起鄰避事件的時候，《經濟學人》的記者感嘆道：“對于涉核項目來說，這樣的讓步是史無前例的。”
核電緣何遭遇如此強烈的反對呢？
生產一線的反思：里面的想出去，外面的想進來
“透過玻璃墻，窺見地獄。巨大的爐影，是惡魔的禮物。”
這是加藤登紀子和大口純一郎推出的歌曲《黑暗之中》，描述了像吉普賽人一樣飄泊流浪的核電站工人。
日本的核電站往往在冬季進行檢修，以便招募附近的農民或漁民來充當流水一般的臨時工。因為電力公司的員工們都知道檢修環境中有核輻射，誰也不愿意去冒險工作。這是設施配管一級技師平井憲夫眼中的核能真相，他曾工作于東京電力的多個核電站，后因長期遭受核輻射，罹患癌癥并去世。
后來，平井憲夫在《核電員工最后遺言》一書中告訴讀者，公司上層的會議桌是遠離輻射的，而真正的工作都得靠一線工人去做。“高科技”時代的核電廠為了獲得更高的利潤，總是樂意雇傭臨時工和門外漢來填充“摩登時代”的流水線。專業的焊接工一旦年過三十，他們的眼睛就無法適應石化廠的細膩作業，只好去雇不到人的核電廠。
這樣直言不諱的工程師和學者并非只有他一個人。
“隨著工作日久，涉入的程度愈深，我越對這樣的科技存疑。直到自己進入原子爐維修后，感受暗無天日的輻射空間，體會基層勞動者在未知科技面前的恐懼，我自己在輻射環境工作一個星期后導致白血球指數飆高，使我覺得再也不能為這樣的工作奮斗下去，而早早申請退休。”曾任職于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原子力事業部的原子爐設計師菊地洋一在2006年訪臺時坦承自己的心路歷程。
今年3月25日和26日，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能源中心前主任、國際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理事陳謨星教授在facebook上痛批臺電的“成本論”是在“說謊”。他反駁道，美國核電廠運轉維護費用是燃煤廠的三倍以上，全球沒有一個地方的核能運轉維護費低于燃煤；并且，天然氣發電效率已達60%，如果將臺灣天然氣發電廠換裝高效率燃氣機組，幾乎不需增加進口量或管線，所增加的發電量就等于一個核四，價錢卻只有核四的1/10。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教授在《核電員工最后遺言》的序中表示，核電站必須持續進行核反應，比原子彈危險得多，潛在的重大事故也遠遠比火電廠的煙塵排放更可怕。而且它有三個致命問題：首先，圖紙上設計出來的“安全”方案總是以技術頂尖的工人為絕對前提；其次，核廢料在分分秒秒地產生和堆積起來；更何況，核電廠的關閉停產異常困難、成本極高。
1971年投入商業運行的福島核電站一號機組原本計劃運行10年就要關閉的。結果電力公司發現關閉它是個極大的難題，只好讓它繼續運行，終于在40年后出事。
日本環境、設備和臺灣相近，管理能力有口皆碑，但還是發生意外，這“讓不少人開始思考，萬一核災發生在臺灣，會是什么樣的情景？”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的徐光蓉教授問道。
停運與重啟：災難之后的拉鋸戰
“我們推開了通往宇宙的大門，我們釋放出了地獄的火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在《命令與清晨》中記述了她對核事故的感受。
福島不是歷史上的第一根導火索，而歷史又總是驚人的相似。
茨城縣那珂郡東海村在東京東北方約110公里處，住友金屬礦山公司下屬的日本核燃料處理公司（JCO）進駐其中。住友是日本的四大財閥之一，擁有異常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舉足輕重的政治地位。
1999年9月30日是日本歷法中的“太安日”，本是不折不扣的吉日。上午10時35分，JCO的東海核燃料制備廠發生核臨界事故，即達到了核裂變鏈式反應的臨界條件。當時在現場工作兩名工人，于事故發生不久后離世。
2000年3月，日本政府吊銷了JCO的營業執照。10月，公司的主要領導人因瀆職罪被逮捕。然而，核能產業是東海村的稅收支柱，這里的傷痛注定沒能真正消除。
在此之前的1997年3月，東海村的核廢料處理廠起火并爆炸。同年8月，東海村的核工廠發現有2000個桶漏出放射性廢料。今年5月28日，東海村的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的實驗設施泄漏出放射性物質。前有古人，后有來者，噩夢看不見終點。
而東海村只是日本核電開發的一個縮影。在1970年4～5月和2012年5～6月，日本的商業核電站已經有過兩次全部停運的經歷。2012年7月，日本政府不顧全國的抗議，以預防夏季電力供應不足為由，重啟了大飯町核電站3號和4號機組。
原子能安全廳防止再發生核事故顧問委員會委員、日本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所所長飯田哲也提醒人們：“即使2013年的夏季氣溫創歷史新高時，日本也沒有因電力短缺而停電。”
根據前通商產業省官員、日本核政策研究會召集人島村武久的說法，日本并不缺電，卻囤積了一堆鈾和钚。政府為了證明自己沒有研制核武器，就通過多建核電廠來消費這些燙手的山芋。
今年9月的定期檢查是第三次停運。誰也不知道，這次停運將維持多久。
高科技與塵世：離天堂很遠，離地獄很近
日本核電產業為何如此強勢和繁盛？
菊地洋一認為，關鍵在于，“核電是一個復雜的政治經濟體”。
1954年，美國通過的《原子能法》把核能的使用權從軍方擴展到私營企業，為地獄之火澆上了利益之油。
如今，世界上已經形成了具有壟斷性質的三大跨國核電聯盟，包括東芝-西屋（三井財閥與英國核燃料公司旗下的西屋電氣）、三菱重工-阿海琺（三菱財閥與法國阿海琺集團）和日立-通用（富士財閥與美國通用公司），并且這些“核能三巨頭”的背后都有日本老牌巨型財閥的影子。
平井憲夫把日本的核能產業分為五個層次：原子力檢查協會、電力公司、原子爐制造商、工程承包商、普通的建筑工程公司。其中，科技部門的監督官員害怕遭到輻射曝曬，因此總派些經濟產業省的退休官員或農業部的外行去檢查現場。而在頂端的大公司們只管坐收利潤，墊資生產的承包商或包工頭常常隱瞞問題，質疑設計圖紙的工程師則會被排擠出核電行業或招致人身報復。由此，層層分包的勞動體制實現了資本卷入和風險轉移這兩大功能。
今年9月15日，在核電的誘惑面前，英國自由民主黨的立場也終于發生了180度的轉變。該黨從1988年成立以來的過去25年里，曾始終采取反核的政策，在三大主要政黨中素以綠色形象示人。
綠色和平的首席科學家Doug Parr博士憤怒地譴責說，自由民主黨“現在似乎準備要把核廢料與資金問題硬塞給后代，卻不去同既得利益集團作較量，也沒有促使我們用清潔、安全的方式對付氣候危機。”
現在，英國的三大黨派在核電問題上正式獲得了難能可貴的高度一致，背后的大型核電運營商則成為最大贏家。
英格蘭和威爾士綠黨主席Natalie Bennett在《衛報》上撰文指出，德國承諾在2022年之前逐步淘汰核能，美國不允許談論新核電站的建設預算問題，法國將在2025年之前關閉24個反應堆，曾擁有最先進技術的日本也在痛定思痛，而與日本同樣為島國的英國卻跟其他發達國家的態度截然相反。她認為，安全隱患、廢料處置、高昂成本和漫長工期的四大問題其實并沒有得到解決，杞宋無征的能源政策和游說勢力的金錢收買才是自由民主黨在福島陰影未散的時候依然一意孤行的兩個重要原因。
《科學美國人》的記者Paul Brown透露，運行反應堆每天能產生大量的利潤，而關閉一座核電站則至少需要20億英鎊。 在這樣的選擇面前，EDF和英國三大黨的行為就不足為奇了。
“今天的科學共同體，也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它也會謀求利益最大化，也會與資本和市場結合，但它身上卻一直籠罩著別的利益共同體所沒有的光環。”江曉原在文章中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