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北郊區的一片園地，建筑群錯落有致，綠化帶形式精巧，匆匆行人穿梭其中。
這里是中國生命科學的伊甸園——中關村生命科學園。而在十多年前，這片土地還十分寂靜荒蕪。
2004年，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下稱北生所）在這里生根，它的到來，給這片園區帶來了一份生機。同時，也給中國的生命科學領域帶來一股活力、一縷新鮮。
種下種子
北生所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999年。
當時，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訪問新加坡，那里的生命科學研究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命科學在新加坡從無到有，短短數年時間，成績傲視四鄰。而先于新加坡起步的中國生命科學研究，能否借助新加坡的經驗而騰飛呢？
朱镕基帶回的信息引起了其他領導人的關注。吸引優秀人才，創建先進機制，提升中國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整體水平的理念，開始在中國領導人的心里種下了一顆種子。
2000年，一封新加坡來信為中國建立新的生命研究所帶來了契機。
新加坡留學人員致信中央有關領導，請求集體回國工作。于是，科技部會同國家發改委、教育部、中國科學院等七部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提出“團隊式引進優秀留學人才，創辦國際一流生命科學研究所”的方案。
經過緊張嚴密的論證和調查，2001年5月，國務院正式批準組建“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并將研究所的任務明確為進行原創性基礎研究，培養優秀科研人才，探索新的與國際接軌而又符合中國發展形勢的科研運作機制。
北生所開始在北京生根發芽。
這所研究所參照國際先進經驗，采取全新的機制，甚至連磚紅色的五層辦公樓都是按照國際一流研究所的標準進行設計和建設的。在這里，實驗室主任的辦公室就設在實驗室里，誰都能隨時敲門進入主任的辦公室，氛圍融洽。
北生所采用全新的運作模式，參考國際標準確定海外招聘人員的生活福利和工資待遇；科研經費實行5年合同制，由國家支持。這在當時研究人員待遇普遍不算高的中國，曾一度被推到風口浪尖，成為大家議論的話題。
“當時幾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盯著這里，壓力很大。”作科研出身的北生所常務副所長智剛回憶道。
八年花開
2005年12月9日，北生所在中關村生命科學園正式掛牌成立。
北生所自正式成立以來就展現出強大的科研實力，2006年就開始在生命科學領域頂尖雜志Nature上發表文章，此后更高密度發表一系列高水平的論文。
“沒有其他任何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在國際科研領域占據如此重要的席位。” 2008年12月，由1名諾貝爾獎得主、6名美國科學院院士、2名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和1名法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組成的國際科學指導委員會，對北生所進行深入細致的實地考察之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2012年，中國7名青年科學家榮獲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首屆國際青年科學家獎，其中4人來自北生所。
邵峰就是其中之一。被視為北生所科學明星的他，對這里有著深厚的感情。
“從國外剛回來作科研的人，大都會擔心自己難以融入國內的人際關系網，我也不例外。我之所以選擇北生所，就是因為這里的科研文化氛圍和諧。”邵峰說。
作為當時國家科技體制改革試點的北生所，其運行管理模式、科研氛圍幾乎完全參照國外模式，研究人員不會面臨過大的經費壓力和復雜的人際關系。
“中國目前的部分待遇已經超越美國，但是，剛回來的人們還是擔心體制和文化上的不適應。實際上，對于人才的吸引，錢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一些軟的價值，文化上的特色，才能吸引真正的人才。”邵峰告訴《科學新聞》。
崇尚自由和學術交流與批評
正是基于這樣的擔憂，第一代領軍人十分注重對北生所科研文化氛圍的培養。
智剛坦言，一個研究所，承載其人才、政策基礎的是文化氛圍，建立怎樣的氛圍直接關系到研究所是否能順利跟國際接軌，是否能從世界各地吸引到一流的人才。而對于如何建設國際一流的文化背景，北生所一直在探索，在摸著石頭過河。
不負眾望，北生所終于建立了自己獨有的文化氛圍。這里強調民主、專注，研究人員享有學術上的充分自由，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特點選擇科研項目。同時北生所大力推動學術交流與批評。每周北生所的學術報告廳都有多個國內外嘉賓的學術報告。每周二晚間還有研究室和技術中心主任以非正式形式作學術進展報告并交流心得。其間學術批評可以非常尖銳，大家習以為常。
北生所采取合同制，這在中國同類研究所里也屬首創。研究所與科研人員簽訂5年的合同，根據合同給予他們經費。這5年里，北生所給他們充分的學術自由，合同到期時，他們要將自己在5年內的研究、學生、專利、帶來的經濟效益、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工作，打包送到自己本領域的數位國際科學家手中，讓他們對自己進行評估。如果評估不通過，便要結束合同，離開北生所，初始的房補也要退還。
所長王曉東則將北生所的機制體系形象地比喻成“社會主義下的聯產承包制”。
北生所還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理事會是研究所的決策機構。第一任科學指導委員會由理事會聘任國內外著名科學家組成，對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作出評估并提出建議，這些科學家都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十分活躍。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評價說：“北生所已經證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體制。目前中國不僅應該、而且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在相應的學科，推廣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體制。尤其是當一些地方加強支持已有機構或新建科研機構時，要同時匹配改革的體制。”
王曉東提到，在北生所，所有的權力都已經制度化，一切按照規章來。領導個人對整個所的工作運行沒有太大的影響。
學術自由，標準嚴格，一直是北生所堅持的原則，也是這里國際化的一個表現。
智剛提到，許多海外學者訪問北生所時感嘆：一進研究所，感覺和國外學術機構一樣，完全沒有文化和環境落差。
如此自由舒暢的氛圍，依賴于北生所各職能部門的服務支持。北生所人事、財務、研究生部、設備、后勤等8個行政部門，總共加起來不到20人。科研人員能享受到高效的行政服務，卻感覺不到行政力量的存在。行政人員靠他們優質高效的服務贏得了尊重。一切“唯學術是瞻”。
服務一流
建立之初，北生所就強調“以人為本”。
“雖然，各部門的工作性質不同，但是人人地位平等。北生所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將自己的工作定位好，干好自己的活。”智剛告訴《科學新聞》。
“在這里，我們沒有管理，行政部門是服務部門，任務只是營造舒適的環境，為科研人員節約時間和提供便利。”智剛說。離開北生所的科研人員們，臨走前都會帶上水果到各個部門進行感謝，感謝后勤服務人員對他們的幫助。
“在研究所的服務支持上，北生所已經走到世界前面，技術服務同樣也是如此。”智剛說。
北生所的大型儀器是通用的，根據使用需求，所有儀器管理采用分級管理模式，即專用儀器專門負責，部分人使用的儀器由部門代管，常用儀器各實驗室自己負責。另外，他們還在積極探索和嘗試與企業合作等方式。
2012年8月，他們與美國珀金埃爾默（PerkinElmer）公司成立了聯合實驗室，把最先進的技術第一時間帶給科學家。
花開何處？
北生所身上肩負的重任之一，是探索新的與國際接軌而又符合中國發展形勢的科研運作機制。
成立之初，研究所給主要研究人員的待遇是美國同等職位薪酬的75%。政府每年撥給研究所1億元人民幣，作為日常運行費用和科研經費。
“然而，很多年過去了，雖然從去年開始，經費增加到1.4億元人民幣。但其他同類研究所的經費卻已經增加了很多，甚至好幾倍。”當時的“富翁”已經變成了“平民”。
“所里不少人已經走了：有的因為評審沒有過，而有的則是其他地方開出了更優越的條件。”邵峰說，“錢緊，物價上漲，很多儀器平臺建設排隊，人員待遇也很難提上去，捉襟見肘。”
前不久，實驗室一位項目主管來跟邵峰請辭，稱別處愿意花更多的錢來請他。此前，邵峰覺得自己每年給他漲工資的額度并不低。比一比才知道，其他研究所給的待遇高得多。
北生所曾是中國以優厚的條件吸引人才的先行者。然而時至今日，這個先行者已經慢慢落后。
北生所由國家撥付經費，在其他國家科研項目的申請中往往被忽略，幾乎沒有大宗額外項目經費來源。
放下高貴身段的北生所，對科研人員要求依舊嚴格，科研成果依舊高產高質。目前，他們更是在科研氛圍和體制環境上吸引人才，探索著國外科研環境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點點滴滴管理經驗。
未來，北生所將根據國家需要發展生命科學，在堅持基礎研究的同時，進行研究成果的轉化，為社會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但從理論到成果的轉化，需要漫長的時間、充足的經費以及合理的體制。
“我們必須堅持變革，必須根據現實的需要不斷改變自己。”智剛說。
從基礎研究逐漸走向與產業應用相結合，是王曉東下一步的目標之一。
面向應用
現在，科研與經濟掛鉤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經濟轉型對科研的需求也越來越大。
經過近十年的發展，北生所也逐漸意識到，基礎研究做好了，最后必須走向社會，回報到人。
“但是必須小心，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基礎研究無論何時也不能放棄，科學家對人類知識發展是有責任的。”王曉東強調。
基礎研究好比是內功，應用研究是把式。要有好把式必須要有好的內功基礎。因此，基礎研究應該與應用研究攜手并進。
但是，兩者都做好并不容易。一般而言，研究成果轉化非常困難，一方面不確定性很高，尤其在健康領域，一項研究是否適合產業轉化，在臨床實驗上能走多遠，能否占據市場地位等很難預測。
另一方面，轉化時間鏈很長。基礎研究中取得一個階段性成果，就能發表論文，但是一旦上升到應用層面，必須取得一個最終的成果。王曉東提到，從階段性成果到最終成果，過程中還會遇到更多的困難，路還很長。
困難并沒有阻擋住王曉東的腳步。
最近一段時間，北生所一直在著力搭建從技術到應用所需要的人才橋梁，引進了一批化學、計算機、生物醫藥等方面的人才，希望能從原始發現出發，走向社會。
“北生所將在生物技術應用領域一直探索下去。”王曉東說。■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12年第9期 調查)